风险社会最早是由德国贝克1986年在《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贝克指出人类与风险共存，人类社会始终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因为生命必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所说的威胁主要指来自自然的风险威胁）。后来吉登斯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拓展，并指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已转变为人造因素占主导的风险，而非来自自然的外部风险。
吉登斯人造风险的提出指出了社会风险的一个新来源：人类自身。他将人类需要面对的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外部风险是指来自外部、由于传统或自然的固定性而带来的风险，是一定条件下由于某种自然现象的发生，或生理、社会现象的出现，对人类生命安全或社会财富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的计算以时间序列为依据（如地震）。人造风险是指人类不断发展的知识对世界的影响而产生的风险，由于人类历史经验有限，人类科学知识的运用在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威胁（如农药的使用）。然如今人类社会需要应对的风险已不限于上述两类，而可能是二者的转化或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如此。因为新冠病毒并非产生于人类发展的知识技术，且如果对新冠病毒的生物变异假说成立，那么它的确可能来自自然，而它的传播却是由于人类社交行为而不断放大，使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或损害在传播中起到极大的放大效应。
当今社会风险已不同以往。吉登斯指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是相对传统而言的。现代一词从时间维度上指“较为晚近”，在价值维度上指“较为时新”，意味着现在与过去的断裂。现代是与传统的断裂与超越，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背离，因此现代社会的风险必然也具有了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特征。如从历史的角度看，农业社会的风险具有简单和确定性，工业社会风险则具有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性，至于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则是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同样面对病毒瘟疫的风险侵袭，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会诉诸巫术或祈求神灵，或采取隔离措施降低传染（如麻风病）；工业社会中人们基于对科学和理性的高度信任，会借助官僚组织和医学技术，通过控制手段消灭病毒（如天花等）；及至后工业社会，传染病风险的不可感知性、全球蔓延性甚至人为性，使得病毒风险依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人类必须学会与病毒风险共存并采取有效的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