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情怀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严肃话题，它包蕴了对人性、道德、博爱、宽恕、苦难等方面的思考。这种情怀实际上与苦难意识有着一种相生的关系：人只有自己经历过痛苦，才会有慈悲；只有自己先懂得苦难，才会有怜悯。因此在充分了解二位大家的悲悯情怀之前，可以先从苦难意识的角度对他们的这一人文思想进行追根溯源。
托尔斯泰的悲悯情怀主要源于其苦难意识的生发，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19世纪沙俄统治者坐吃山空、尸位素餐、只顾攫取自身利益而对百姓不管不顾这种失责行为的强烈谴责；对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劳动人民虽艰苦奋斗但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朝不保夕之苦难生活的切身了解和真挚的同情；以及托翁自身在经历严重精神危机后对表现博爱、宽厚、仁慈之基督理念的欣然接受。1847年，托尔斯泰开始接触劳动人民的世界，他逐渐看清了封建统治者骄傲自满、不思进取、欺上瞒下的丑陋本质，也看到了落后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时刻处于盘剥之中的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与艰难。风华正茂的托尔斯泰信心十足地打算通过出资出地的方式改善农民的境遇，然而他的付出却终因得不到对方信任而付诸东流。1856年，托尔斯泰再一次带着巨大的热情与草拟好的方案从莫斯科回到乡下召集农民开会，提出免除农奴的一切徭役税收，将土地分给农奴，还他们自由，却再一次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失败。1877年，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之后，托尔斯泰陷入到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因找不到“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的答案对人生感到了极度绝望，甚至在1879年一度达到了自杀的地步。据说后来他得到农民的启示，认为人必须为上帝服务，而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托尔斯泰开始读《圣经》，按基督的教诲思索自己的人生意义，并最终放弃自己的贵族身份并在1880年皈依基督教，成为神的子民。《圣经》中关于“原罪”、“人为什么受难”等问题的哲学思辨也给托尔斯泰带来了上帝式的博爱与宽恕。此后，他的文学工作主要围绕着宣扬神的旨意来展开——写了很多阐述基督思想的文章，并以福音书的道理为基础创作了部分中短篇小说以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复活》。也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从具有独特神学意义的书名、“新约”引言、有关审判、救赎、复活的故事内容与人物的思想历程以及鲜明的自传性等方面体现着托尔斯泰的神学思想和关于悲悯、苦难、人性、人地关系的思索。
莫言的悲悯情怀也同样源于其对苦难的切身体验与深入思考。作为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在他的作品中频频亮相。家乡本应是一个承载着甜蜜与幸福的话题，然而莫言对于家乡以及童年的回忆更多的却是苦难，实际上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是休戚相关的。由于上世纪特殊的历史原因，这片黑土地以及她所养育的同胞先后遭到外敌蹂躏、洪灾饥荒，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占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化大潮又让人染上了一种见利忘义的市侩气。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莫言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习惯于从自身经历中寻找灵感、挖掘题材、收集资料，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自然而然地打上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烙印。如莫言在获奖感言中提到，他“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因“饥饿无力”打碎了热水瓶，[][4] “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5]这两件记忆里最深刻的事都和土地与粮食、饥饿与温饱、生存与毁灭相关。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以及发生在家乡大地上、同胞生命中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使莫言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从中汲取到了丰厚的灵感及故事素材。比如，历史上的山东曾数次遭到德军的侵扰，山东人民自发组织过抗德武装，也加入过义和团运动，他们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让人肃然起敬的意志对侵略者进行了不屈的反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等其余历史场景也在多部小说中皆有体现。此外，“基督”在莫言的小说中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意象。在《丰乳肥臀》中曾多次出现对基督的描写及暗示，比如，不远千里到中国传教的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矗立在大栏镇中心有着高高塔尖的基督教教堂、皈依基督教的上官鲁氏、身上似乎带有神性的上官金童等。这里可以看到莫言在接触到基督思想之后对其进行了认真思考，并通过在作品中对人与基督关系的探讨将这一点进一步体现了出来。以上这些片段在经过作者精心的艺术加工之后巧妙地将历史与魔幻、严肃与黑色幽默杂糅在了一起，再嵌入以丰富多样的动态的人物形象。在莫言的笔下，各种天灾人祸中人的挣扎、生存与毁灭的场景数不胜数，共同建构出一种囊括人性之思、悲悯之思、伦理之思在内的特殊又复杂的历史情怀，当然也使他的作品带上了某种长河小说的意蕴。
总而言之，从悲悯情怀源于苦难意识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托尔斯泰与莫言均有着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以及顽强生存精神的共同目睹甚至亲身体会，才使得其创作始终自然而然地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悲悯情怀。对托尔斯泰来说，这种悲悯情怀是对沙俄政府的极度不满；对莫言来说，是对艰苦条件下祖国同胞的强烈同情；对两位大家来说，是其共有的对下层劳动人民之本能挣扎及麻木思想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其次，由于二者均在很大程度上进行过对基督思想的深入探讨，又使其作品从原始生命的启示、平等博爱思想、忏悔与牺牲的角度体现着鲜明的基督教神学色彩。[][6]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接受上帝的拥抱是光荣的，用上帝式的博爱去消除世间的一切不平是人物最终的“反抗”方式，认清自我的罪过、忏悔自己的过错是脱离苦难、忘记苦难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莫言的作品里，对基督与人性关系的探讨也比较常见，皈依上帝也是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进行终极救赎的方式之一。典型的生活环境与特殊的社会经历，是托尔斯泰与莫言之悲悯情怀生发的基础，这一人文思想最终通过对极限境遇下人性与兽性、善良与邪恶、灵魂与肉体之冲突的思考展现出来。同时，立足于乡土层面的创作实践亦让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种深邃而多维的大地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