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彦谈到小说《装台》的原型人物，缘起于他在陕西省研究院工作时结识的一位叫“生生”的装台人，而后综合了很多家庭状况之后才有了刁顺子这一小说人物。电视剧对小说进行了适当的改编，保留其文学文本中精华的部分，即《装台》源于作家陈彦对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关注，对城市小人物生活故事的现实表达。同时为“戏剧文本做了戏剧冲突、生活暖调、喜感趣味等加法”，使其符合当下影视剧受众的审美。
在现实主义人物塑造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张严格从现实生活中出发，正确处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文学作品需要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才能更具现实主义价值。《装台》影视剧的创作也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故事情节紧紧围绕着刁顺子等一群人的心路历程、情感纠葛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展开。电视剧《装台》的推出，将处于社会底层阶级的装台人推至台前，也将传统戏曲所面临的生存问题搬上屏幕。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舞台戏剧的关注减弱，秦腔也面临着无人欣赏，难以传承的生存困境。在剧中，秦腔团的戏曲无人来看，团里经费紧张，舞台布景简陋，练功环境条件艰苦难以改变等等的情节设置，映射着秦腔艺术的现实困境。而隐于舞台幕后的装台行业更加是鲜少有人关注，干装台的大多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坚持用自己的力气和双手干着与艺术密切相关的工作，为他人装点梦想。在这典型的社会环境下，一群被忽视甚至被无视、处于底层阶级的装台农民工作为典型人物走上屏幕中心，成为主角。
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电视剧《装台》保留了原著小说中的底层叙事策略，对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有温度、正能量地塑造，体现了创作团队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为电视剧增添了时代精神。张嘉译、姬他等演员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勤劳节俭、朴实宽厚的农民工形象。平凡多面的农民工群像被雕塑起来，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性：他们坚信用辛勤的劳动改变生活，在拮据的生活中仍怀有理想；在为人处世上，包容忍让，坦诚相待；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是为艺术服务，对艺术有着敬畏之心；他们身上有许多普通人的特点，偶尔会偷懒，会发牢骚，也会好色。在当下快餐文化流行、传统戏曲艺术陷入发展困境的典型社会文化环境中，选取常人难以关注到的一群活跃在台下幕后的装台农民工作为表现人物，他们虽然普通平凡，但心中不减对生活与艺术的热爱。从这个角度看，《装台》并未像其他现实主义作品似的揭露底层人民生活的黑暗，而是将视角置于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美好一面。
在《装台》中，这群装台农民工有着自成一体的共性，但又不尽相同，这应和了马克思的观点，即：个性化是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重要原则。装台队的“大哥”刁顺子前半生被贫穷和疾病缠绕。人到中年的他却“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大气、工钱按劳分配，遇事不逃避有担当。顺子手下的大雀儿和墩墩在性格上则是呼应对照的。大雀儿是装台队中最宽厚、最沉稳和最能吃能干的人，为给小女治病一人干两人的活儿，最后过劳去世。墩墩二十来岁，性格急躁，为娶媳妇而努力攒钱。每年蹭蹭上涨的彩礼钱，让他垂头丧气。猴子和转转则是队伍里皮实精明的代表，爱逗趣，承担了剧中的笑点。年纪稍长的油饼和麻刀有家有口，吃苦耐劳，偶尔会偷点小懒，耍点滑头。跟着蔡素芬的“影子”三皮是个十分沉闷、死脑筋的人，一心只想着蔡老师。即使顺子是他的情敌，遇到困难时他也会伸出援手，是个有情有义之人。他们的群像是现实生活中普通农民工的高度概括，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化特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人物塑造手法，使每一个人物都丰满立体，有血有肉，鲜活真实，向观众传达积极向上的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