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的周克文是周家寨的老财东，也是周家寨最德高望重的一位。作为文中老一辈的代表，其身上渗透出来的是一种浓烈的传统儒家的气息。熟读七年圣贤书的他本应该通过乡试走上仕途，但不料晚清科举改革，取消八股文，而从此蜗居于周家寨务农。他继承了父亲的基业，有了一定的财产作为物质基础，再加上本身也是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之人，深知儒家所讲求的善与大道，在日常与村民交往的过程中注重自己的品行，于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一村之长。这些物质、财富与身份使周克文的像是一个典型的“乡绅”阶层，但区别于以往的“乡绅”，用“士绅”来形容周克文可能更为恰当。徐祖澜对“乡绅”的描述比较中肯：“首先，乡绅是乡村知识分子，其知识要素从明清时期的功名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识，此为一种表层的显性要素。其次，财富作为乡绅概念的更深层次要素，是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乡绅的物质基础，且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绅商对流，财富要素的比重有所上升。再者，身份是乡绅概念的根本性要素，惟有为乡村公益发挥其知识和财富的作用，乡绅才能获得公共身份并得到乡民的确定性认同。”徐祖澜先生对“乡绅”的概念进行了一个定义性梗概，但在文学作品中，“乡绅”往往都是作为一个负面的“伪儒”形象而登场的，这种“伪儒”正如鲁迅笔下抨击的一样，他们除了占有大量的财富，儒士所拥有的知识能力与高雅情操都不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封建统治的帮凶，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时代、政治的需要，而对“乡绅”这个特殊的阶层进行一个批判与污名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更为正统的“士绅”，“乡绅以仁为先，士绅以治为先”，虽然“士绅”更重要的是一个进入仕途的过程，但入世后不能进行教化作用，也未必能称之为“士绅”，可见“士绅”更强调教化人心与风尚的延续。
文中充当一族之长的周克文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管理寨子日常事务的一个监督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建构在集体下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维护者，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宗族与村落同构的治行方式上。在宗族上，与周克文有密切伦理关系的主要有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弟弟，周克文生有三子，大儿子周立德，二儿子周立功，小儿子周立言。在对儿子的培养上，周克文坚持入世的观点，希望几个儿子能继承自己未完成的理想，通过读书走向从政之路，但三个儿子中只有周立功显露出了学习的天赋，相较于周立德的“上天下地撒欢”，周立功则被评价为“差不多是个神童”，凭借着其天赋与父亲的帮助成功考取大学，而小儿子周立言更能体现周克文作为“乡绅”的智慧，周立言从小对数字敏感，周克文发现了这一点，便等到周立言小学毕业后送到凤翔最大的商铺学习经商，学成之后自行开了一个酒坊，这样一来，不仅周立言可以使自己有立足之技能，同时还可以为家里提供更加夯实的物质财富，虽然周克文一直恪守着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认为经商是末流，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周克文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认为万物都可变通，前提是遵守忠节孝悌礼义此等永恒不变的天道。周栓成是周克文的弟弟，两人虽为亲兄弟，但关系却不好，两家只有一墙之隔，本来为了方便交流，在墙上凿了一个洞，但周栓成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墙眼给堵起来，后来随着周克文发展的越来越好，再加上周栓成自己的儿子在学习等方面不如周立功，周栓成的嫉妒之心使得积怨也就越来越深。但周克文却不以为然，虽然二者时而在生活上有摩擦，但于周克文而言，周栓成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在周栓成开烟馆时，周克文好言相劝，但周栓成只觉得周克文是想妨碍他；在周栓成开的烟馆死了人的时候，也是周克文请周立德回来摆平此事。从周克文的角度看来，世俗之事虽会引起亲人之间的隔阂，但至亲的血缘关系才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观点，尽管周克文与儿子以及周栓成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并未对他心中的儒家伦理观念产生直接性的冲击。
在周家寨中，周克文的身份不再是父亲与兄弟，而是一族之长，随着身份的改变，周克文所要面对的也不只是与儿子还有周栓成之间的周旋。在周家寨的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坚守着自己所坚信的儒家大道的观念，在周立功想要兴办教育的时候，他主动开放祠堂给周立功做私塾，但与周立功想要传播新思想的目的不同，周克文是想借此维护孔圣人的伦理道德，通过旧思想、旧道德的教化来净化民风；关于村民种大烟一事，周克文一直心有芥蒂，虽是官府所强制要求，自己也不能阻止，但每当看见因大烟而消瘦的人们以及因大烟而卖儿卖女的家庭，周克文的良心也会隐隐作痛，所以在讨论家里要种植什么作物的时候，周克文首先否决了大烟，因为这是有背良心之事；在得知周立功与引娃偷情被抓时，周克文陷入了两难境地，自己十分疼爱周立功，但他同样认为这种乱伦是严重违背了人道伦理的，所以他心生一计，让周立功离开村子，而由自己去顶替周立功受罚，作为族长的周克文非但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向村民求情，反而以身作则来维护这种传统道德；旱灾来临之时，政府无作为，并且还强加赋税，征收粮食，周克文一怒一下带领着饥饿的乡民们情愿县长，并利用自己的智慧使政府停止了赋税行为。作为一族之长，周克文有其心中的智慧与大道，虽然这都是基于旧道德与旧思想的背景之下，但在处理周家寨的日常事务中，依旧具有相当的有效性，以至于在某种程度能使周家寨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周克文的伦理困境并非产生于外部，而是源于内心道德理念的崩塌。周克文虽不同于以往的“乡绅”，但作为“士绅”的他并非是完美的，虽然他一直坚持着兄弟友爱之道，但在他心底也有私心，对于自己的弟弟周栓成，周克文曾多次使用一些诡计来贬低他，以此来抬高自己，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已，但这也只是他个人的想法，这些或多或少的行为都成了加深两家积怨的导火索，旱灾愈发严重，周克文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弟弟饿死在家里，这让他瞬间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漩涡，原来自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他并非是象征着君子的表率，而是一个扭曲的小人形象；正是这场旱灾，让周克文心中的人道彻底崩塌，同样也让周克文意识到自己的片面性，“偷龙王”祭祀并未得到上天的回应，干旱愈演愈烈，于是周克文听信了他人进行了活人献祭，活人献祭需要童男童女，周克文假装忍痛割爱献出自己的宝贝孙子，但也只有他知道这只是一场戏罢了，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来顶替他的孙子，但这出闹剧最后却是以在灾民手中买来的童男童女收场的，一方面，献祭活动中童男童女的收集体现出了周克文内心的亲疏有别，另一方面，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周克文依旧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相信天道爱人，只要上天看到了人的诚意便不会舍得让这两个娃娃死，结果绳子烧断了也没迎来上天的雨，这无疑是在周克文的良心上狠狠地划了一个口子；周克文与其他村民不同，并没有在自己的地里种大烟，而是种着传统作物，虽受旱灾影响，但依旧还有存粮，作为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他在旱灾来临之际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去如何赈灾，而是看到了自己所囤的粮食，这些粮食不仅可以使周克文一家安度灾年，也能让他获取一笔又一笔“国难财”，直到灾荒越来越严重，周克文也不愿意自己赈灾，在看见传教士利用赈灾传播基督教时，周克文坐不住了，怎么能让这样外来的不正统的“移鼠”抢了儒家的道统，于是周克文才痛下决心赈灾；而这种不完美的醒悟最终以周克文失去了两个儿子之后开张了赈灾粥铺为救赎，但这种救赎只是短暂的，大批的灾民像洪水一般从陇西高原喷涌而来，这些灾民席卷了绛帐镇，踏烂了粥铺，周克文一群人被这浩浩荡荡的洪流裹挟而去。周克文的救赎注定是失败的，于周克文而言，他只是把内心的伦理困境外化为了一种现实活动，在周克文心中是一直向往着大道至善的，但其并不能很好地坚守着这份善心，周克文自身的伦理困境便是善与恶、大善与小善之冲突，又或者说，是周克文内心之理想与其现实之行为的冲突，洋人赈灾只是让周克文心中有了一个重新维护道统的借口，因为此时的周克文已经对自身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但当周克文把这种维护道统的理想化为行动时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现实，那就是灾荒已经持续了数年，更多的灾民已经被基本生理需求所挟持，人性已经泯灭，在这更大的残酷现实的背景下，周克文的个人伦理救赎只能在困境的尽头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