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科技进步的来源。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走一条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导未来的创新之路。城市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单元，其创新能力的强弱与否不仅影响到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衡量国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型城市是指由科技、知识、人力资本及文化意识等要素组成的互动系统，并且在其区域范围内具有辐射能力。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主要采用了从点到面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从2008年的深圳，2009年的南京、杭州等到2013年宜昌、扬州等，目前，我国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已达57个，主要是由沿海地区城市向内地城市扩散。
不管是从地区经济发展层次、城镇化率，还是从城市科教水平、投资环境来说，沿海地区是我国最为发达地区，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创新能力。2013年我国城市创新能力排名前20位的前18位为沿海城市，以北上广为代表，其余创新型试点城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创新能力还存在着梯度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沿海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差异，本文运用2013年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的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来评价城市之间的创新能力水平，并基于此基础上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创新”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其将“创新”看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目的在于获得超额利润[1]。[已将参考文献后的时间删除]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创新”概念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系统——技术创新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
伊诺思第一次明确性地从行为集合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定义，认为其就是资本投入、计划制定等一系列要素的组成[2]。曼斯菲尔德从产品的角度出发，将技术创新局限于产品创新——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及销售方式等[3]。之后，弗里曼将产品创新的市场化行为看作为技术创新[4]。伴随着对于技术创新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引进创新理论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柳卸林[5]、傅家骥[6]、毕亮亮[7]等从产品创新的视角，以获得经济利润来定义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研究趋势是产品创新方向，但大多仅仅是定义方面的细致区分，并没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余泳泽运用“中心——外围”与“南北技术扩散”理论分析范式提出我国技术创新的自主研发与模仿创新的路径选择，从不同区域和企业层面提出了路径实现方式[8]。
制度创新主要是指能够借助于激励结构来激发人们的创新潜能，并且提高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康芒斯认为制度创新是在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下组织行为的的变化，其有利于外部利益的内部化[9]。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10]。沈坤荣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研究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1]。赵放从技术创新的阶段性反证得出制度的作用[12]，宋德勇从制度对经济的激励角度解释制度创新[13]34[同一处参考文献添加时间]。这些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都得出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
城市创新的研究相对较晚，其主要是从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等城市的迅速发展而注意到创新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始从城市创新的内涵、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评价方法、以及城市创新的意义等几个角度对城市创新进行研究。关于城市创新内涵，宋德勇认为城市创新就是在城市整体资源条件的基础上，协调合作各创新主体来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升城市整体创新能力[13]186。张海峰将城市创新看成是知识、技术、服务、制度等在内要素构成的系统[14]。关于城市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评价方法，大部分学者采用的主成分因子法与层次分析法，而关键区别在于因子的选择。谢科范、张诗雨、刘骅根据经济基础、社会科研、教育文化和技术环境等支撑体系来评价城市创新效率[15]。胡晓鹏从人才要素、知识要素以及制度要素来比较分析长三角城市创新能力[16]。刘永久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由六大要素（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产出能力、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25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山东省的各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运用聚类分析进行城市创新能力分类[17]。曹勇、曹轩祯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城市研发投入水平及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采用因子分析法来比较四大直辖市的创新能力效率[18]。以上主要研究主要基于的指标建设的系统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政策建议的导向性等要求而提出的不同指标系统，本文在学习的基础上建立指标体系来分析比较沿海城市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