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坟墓》的前两部分写作于1798年，后两个部分最早发表于1809年9月21日《朋友》第四卷，后收录于《神叶诗灵》1817、1828、1829和1834年的各个版本中。柯尔律治的思想转变部分体现在数十年内对诗歌内容的修改中。诗歌第一部分柯尔律治对《奥赛罗》第三章第三句的引用奠定了这首诗歌的情感基调：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相似，《三个坟墓》也是一部由于主人公的性格缺陷而导致的爱情悲剧。陷入爱情的双方是女儿玛丽和女婿爱德华，从中作梗的是玛丽的母亲。悲剧来源于玛丽母亲的病态性格，试图通过唆使女婿与自己成婚来破坏女儿的婚姻；以及玛丽的软弱，无法捍卫自己的爱情，得不到母亲的肯定就意志消沉。诗歌前两部分通过刻画天使一般的女儿和恶魔一般的母亲这一对极端的形象来营造尖锐的二元对立，是柯尔律治头脑中最初的“两极对立”观点的体现。但是在接触了动态的极性思想后，他试图用幻想的观点来削弱作品体现的二元对立性，并且用一个更高的存在，即上帝来囊括整个故事的说教寓意，使母亲病态的行动合理化。于是，在《神叶诗灵》中，也就是柯尔律治写作这个故事十多年后，他在对这首诗所作的介绍中呼吁读者关注这首诗歌中体现出的心理问题，并说“我无意使这个故事偏向于悲剧色彩，更不想凸显它是个畸形的故事（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前写作这个故事时我也反对这两种倾向），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说明想象的作用，是理念猛烈而突然地加诸于想象的例子。我最近一直在阅读布莱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关于加诸于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之上的巫术的描写，以及赫恩（Hearn）描写的与此相似的关于想象作用于印第安人的奇闻异事（我提到的这些引文在我富有想象力的读者们看来会得到很好地回报）；在我的构想中，这样的例子不特殊存在于野蛮未开化的部落，这种模式是为了说明心灵在这些情况下是如何被影响的，以及被幻想影响的病态行动（morbid action）从一开始是如何进展并体现出何种症状。”（Coleridge，1912：267）。
柯尔律治在诗歌中设置天使般的女儿和恶魔般的母亲形象，试图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但是通过对诗歌中悖论的人物关系的刻画，母亲和女儿的形象所代表的恶与善之间的界限可能并不明显。诗歌中各种悖论的意象都显示出母亲的形象并不单纯。诗歌的第一小节描写表面上描写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但内在蕴含着悖论的情形。叙述者年幼时经常在一篇生长得“茂盛而甜美”荆棘（thorn）之下伸展自己。柯尔律治用甜美（sweet）来描写满是尖刺的荆棘丛，荆棘丛形成的阴凉好似母亲的怀抱，在盛夏正午的炎热之下为“我”提供了一片阴凉。满是尖刺却让人如沐春风的荆棘从恐怕是文中母亲的隐喻。在父亲去世后，玛丽的母亲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从女儿在婚姻大事上对母亲看法的看重说明女儿对母亲的尊重，应该可以部分说明母亲的称职，同时女儿性格的软弱侧面反映出母亲的控制欲。让人如沐春风的母亲的怀抱却充满尖刺，并且那尖刺没有干枯（dry）和枯萎（dead），一直是茂盛的模样。在这些尖刺之下是三人的坟墓：与其说是坟墓，不如说是墓碑。其中显示母亲身份的墓穴中埋葬着母亲的尸身，另外两个坟墓只有墓碑，没有任何人的尸身。其中一个只写着日期与一句话，即“上帝的仁爱是无限的”，另一个则不带有任何信息。在诗中，通过教堂司事的陈述，三个坟墓分别属于母亲、女儿、以及女儿的仆人，分别对应着完整的坟墓，只有一句话的墓碑和没有任何信息的墓碑，这预示着即使已经失去物理存在，病态的母亲依然在影响女儿。玛丽的母亲是无情的（ruthless），在她的影响下玛丽即使结了婚也是个贫瘠（barren）的妻子，陪伴她的是被遗弃（forlorn）的仆人。而结婚前的玛丽像杉木（fir）一样正直优雅，“她的尖顶直指天堂”。她心地单纯善良，另一方面却缺乏主见，面对爱情只会以母亲的想法为准。虽然玛丽的母亲最初同意二人的婚事，但是如前所说，柯尔律治对《奥赛罗》第三章第三句的引用让读者觉得故事不会这么简单。诗歌一开始就引入荆棘丛这一暗指着诗歌中母亲的意象，暗喻母亲逐渐动摇的内心，以及没有主见的女儿，矛盾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