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坟墓》与《古舟子咏》内含的自我解构性质不仅体现在诗歌内的关键意象中，还与诗歌的叙事声音相关。《三个坟墓》来自教堂司事作为旁观者的叙述，但是读者很难区分故事来自于叙述者自己的眼光还是故事人物的眼光。也可说，叙述者尽量用人物的眼光取代自己的眼光，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世界。《古舟子咏》的叙述声音虽然来自老水手，即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但是这种叙述本身很大程度上不来自于老水手的主动叙事行为，而是诅咒的衍生效果。讲述故事的老水手时而作为现在的“我”来追忆过往的事件，时而作为被追忆的“我”回到过去的事件中。二者是不同时期的我，现在的“我”知道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是被追忆的“我”无法做到的。于是即便是亲身经过过事件的老水手也无法重新在场于事件的发生过程，整个过程是由语言所建构的。因此老水手所代表的人类与自然最终的和解本质上是人与自己心灵的和解。两个故事都最终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用德里达的话说，这是文字的“诡计”和“背信”。
以善与恶的对立，生与死的对立为表象的两极对立是两极相遇的基础，但这种对立的基础被一些边界性的、框子式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即处于生死边界的墓碑与“死中生”的状态所模糊，两极相遇的理论基础被架空。同时，语言和文字的咒语效果通过模糊的叙述声音最大限度地削弱“在场”的可信度，将读者引入由语言建构的眼花缭乱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以心灵为主导的世界中，一切皆有可能，包括“同一生命”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