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决策，国外的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实际收入、工作机会、工作环境、迁移距离、失业保险以及工作外收入等因素是影响劳动力跨区流动的主要因素(B Ellis，2013)。一些研究从经济集聚效应、城市规模和产业的区域集聚出发，Duranton and Puga (2004)、Glaeser et al.（2014）、Desmet and Rossi-Hansberg（2009）认为交通成本下降和区域规模经济会吸引更多的工人迁移到大城市。同时，劳动力迁移是内生于迁移成本的自选择过程，FH Moraga（2008）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一个负向自选择过程，J Grogger et al.（2011）则认为迁移劳动力与非迁移劳动力相比受教育水平更高，是一个正向选择过程。C Bayer et al.（2012）发现迁移成本占到了迁移家庭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二。Bulent Guler（2013）从家庭联合决策角度研究了婚姻和配偶对劳动力迁移概率和地理选择的影响，夫妻两人不仅面临工作机会的选择，同时还需要对工作地理做出选择。
国内对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和障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社会人口学以及宏观政策等因素（张永丽等，2008；王桂新，2005）。在D.J.Bogue的“推拉”理论、Todaro的绝对收入假说、Easterlin的相对地位变化假说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民流动的“推力”，而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就业机会、预期的城乡比较利益差距和相对经济地位变化是农民流动的“拉力”。有一部分学者从微观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分析了家庭耕地面积、人力资本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对流动决策和流动收入的影响（都阳等，2003）；此外，户籍制度、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导致了较高的迁移成本，会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刘万霞，2013；陶然等，2011）。梁文泉等（2015）认为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低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向大城市集聚。对于像我国这样跨区域长距离长期的农民工迁移过程，输入地劳动力市场与输出地劳动力市场各自所在的当地宏观经济状况大为不同，包括通胀率、住房成本以及其他消费性支出也是劳动力供给流动与否的重要参考因素（周传豹等，2016）。夏怡然等（2015）发现劳动力选择流向与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有关。从外部视角来看，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劳动就业水平的提升和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王燕飞等，2009）。由于各区域在出口规模和融入全球化生产分工程度上有所差异，区域内出口的增加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更多劳动力的流入。陆文聪等（2011）模拟分析了中国出口变化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效应，发现出口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实现0.088个百分点的非农就业增长。张志明等（2016）发现增加值出口对大部分行业总就业的拉动量趋于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最大；张川川（2015）使用微观人口数据和贸易数据估计了出口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出口增长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并且出口增长对年轻人、低学历人口、农村户籍人口和女性的就业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