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区域配置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对宏观经济和微观劳动力市场两个层面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层面，由劳动力迁移所产生的要素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重置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出的提高，从而缩小收入水平以及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Giovanni Peri，2010）。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城乡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胡永泰（1998）发现，1985～1993 年间我国9.7 %的年GDP增长率中，来自劳动力的再配置的增长占1.2 %。范丽霞等（2006）发现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的贡献。曾先峰、李国平（2011）发现劳动力再配置能使工业整体TFP增长率提高0.2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5%。
在微观层面，国外的大部分学者从迁入地劳动力市场和迁出地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关于对迁入地的影响，Borjas and Katz (2007) 利用美国国家层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低技能工人的迁入会明显降低当地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人的工资和就业率；而在区域层面的研究，Card and Lewis (2005)发现上述影响并不存在；Ottaviano and Peri (2008)的研究认为这两类工人并非完全替代，Giovanni Peri et al.（2009）构建了比较优势和任务分工模型，外地工人主要从事于手工和机械类工作，本地低技能工人在竞争压力下向沟通和语言密集型工作转移，从而降低了工资下降的压力；Cortès and Tessada (2011)发现低技能工人迁移会降低家庭服务和照料的成本，从而增加当地受教育女性的劳动力供给。此外，一些学者对迁移的外部性做了研究，劳动力的迁入会增加经济活动的密度从而发挥集聚的效应 (Ellison，Glaeser and Kerr， 2010)。同时，劳动力迁入带来了多元思想、文化从而增加产品服务的多样性，以及提高生产率(Ortega and Peri，2014)。然而，大量劳动力的迁入也会增加住房价格和租金成本（Saiz，2006），不过考虑到迁移所带来的工资和就业增长，负面效应将被大大削弱(Ottaviano and Peri，2006)。关于对迁出地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力迁出是一种人力资本损失，会拉大收入的差距（Haque and Kim，1995）；相反，另一些学者指出，通过迁移，一方面，所获得的工资会被寄回到迁出地，另一方面，迁移的预期收入会激励迁出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在迁入地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会通过回流增加迁出地的人力资本水平（Beine，Docquier and Rapoport，2008；Zucker and Darby，2007）。
国内关于对迁入地影响的研究较少，刘学军等（2009）、颜品等（2017）考察了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发现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但是影响的规模非常小。陈刚（2016）则发现，流动人口进入不仅没有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带来显著冲击，反而显著提高了本地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关于对迁出地影响的研究，一般而言， 劳动力区域配置降低收入差距的机制有两条：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耕地资源，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使输出地的资源和要素配置更加合理，农村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收入效应和减贫效应明显（马忠东，2004）；然而，由于耕地资源难以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很难实现，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土地抛荒和忽视农业生产现象的出现，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使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曾绍阳等，2004）。樊士德（2011）发现劳动力流动会给迁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