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济慈的诗作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关于美和真以及生命的感知。“消极的能力”作为其诗学思想的核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概念最早可见于1817年济慈写给其兄弟的信中：
一些事情开始在我思想上对号入座，使我立刻思索是哪种品质使人有所成就，特别是在文学上，像莎士比亚就大大拥有这种品质——我的答案是消极的能力，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
学界对“消极的能力”的理解众说纷纭：济慈的传记作者艾琳·沃德（Aileen Ward）认为“消极的能力”的基本内涵是“对模糊性的宽容”，是一个诗人“经受无休无止的异境和矛盾并与之斗争”所必备的品质；芬尼（Claude Lee Finney）认为它能够让济慈“看清每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毫无个人偏见地洞见真理以及富于想象力地和客观地洞视他人的心灵”的“哲学思想”；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诺顿英国文学选集》中的注解则认为“消极的能力”包含了“客观”诗人和“主观”或者“情感”诗人的区别这一重要美学问题的思考，并且反映了济慈强调艺术形式以表现美为准则而无视诗歌之外的真与伪的思想；而李欧（Li Ou）则将其视为“一种存在方式，传达了对人类经验的态度”……若要更好的理解“消极的能力”这一概念，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当时济慈所在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下去加以理解和领悟。济慈在1817年给贝莱的信中提到：
亲爱的贝莱，我请求你，要是以后你观察到我显得冷漠，别认为我是无情无义，而要把它看成是我的心不在焉——因为老实告诉你，我有时会整整一星期都陷入情感的麻木之中——而且，这种一直以来的表现使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在其他时刻流露出来的情感是否真实——觉得这不过是看苦情戏留下的无聊眼泪。
此时的济慈正处于《恩底弥翁》创作的最后阶段，为了史诗般浩瀚巨作的诞生，年轻的济慈用“冷漠”和“麻木”武装自己，切断了与客观现实世界所有的情感联系。从他的话语中不难看出，这种“无情无义”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进入了一种脱离肉体束缚的创作空间的结果。这种创作状态和清末民初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的“无我之境”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国维是这样界定“无我之境”的：“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以物观物”则是以“纯粹无欲之我”静观“非特别之物”，进而得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之美，方可臻于“无我之境”。由此可见，欲达“无我之境”必先摒弃世事浮沉、抛开功利私欲，做到“纯粹无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