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行动与结构之间互相依持、互相交织、互相补足、互为辩，行动者持续地创造又再创造社会结构，一方面行动必须依赖结构作为它的媒介；另一方面，结构需要透过行动，才能在时空展现出来，所以结构既是行动的条件也是是行动的成果（）。
社会结构由规则和资源组成，这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条件。规则包括构成性规则和管制性规则，构成性规则赋予行动者按照规则意义采取行动的权力，它提供社会行动的能动性和行动秩序，即行动者能够如何行动；管制性规则强化了结构对行动的外在制约性，进而管理、控制着行动者的日常行动细节。国家、地方课程政策是学校课程建设的规则，既包含构成性规则，也含有管制性规则。一方面，国家、地方课程政策赋予了学校一定的课程管理权，为学校课程建设预留了弹性空间，学校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课程建设，提高课程适应性；另一方面，国家、地方课程政策是刚性的，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学校课程建设不能违背国家、地方课程政策要求。吉登斯将资源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种。其中，配置性资源是行动者指令（或更动）物体、物品或物质的转化能力；权威性资源是行动者指令（或调动）其他人或行动者的转化能力。学校的课程适应性行动充斥着以上两种资源，一是学校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课程资源转化为课程；二是学校调动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乃至相关社会人士共同参与学校课程建设中。得益于社会结构中规则和资源的保障，学校课程建设才能够开展，而学校通过行动，又不断创造出新的课程结构，再次影响着学校课程建设。因此，学校课程建设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开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课程结构不断更新完善，学校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得以保持提升。
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必定是“具有知识”的。在行动脉络中，社会行动者所拥有的、支援着他的行动的知识，主要是反身性和建设性的。反身性是指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反身监视自己行动的进行情形、自己的表现和他人的观感和反应，吉登斯亦称之为“相互知识”，这对于行动者适应环境并确保行动的成效和效率至关重要。行动者一方面在行动中不断累积和修订相互知识，另一方面行动者所掌握的相互知识指引和建构着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从本质上说，行动者的知识是建设性的，亦是实用性的。在学校课程建设过程中，反思监控驱使学校采取相应的行动重构结构规则，学校作为行动者，同样是具有知识的。学校要了解国家、地方课程政策，社区、学校自身追求及学生发展需求；掌握和判断自身的课程管理权限，拥有的课程资源，开展课程适应性的条件等信息，还要在课程建设过程中，监控和反思自身的课程建设实践，了解和判断教育行政部门、社区、教师、学生、家长对学校课程建设的态度、观点以及学校与之互动的情况等，类似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元认知策略”。此外，学校要想顺利进行学校课程建设，还要具备课程与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拥有进行课程开发、实施、评估的知识、经验、能力和水平，学校所具有的知识是学校课程建设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