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八百担》创作于1933年，描画的正是3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走向破产的图景。“老百姓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都穷得要死，没有路子可走”，乡绅与佃户共同沦为饥荒受害者、被压迫者和失路者。
小说借宋氏族人的对话展现了农村经济的萧条。上年“夹收旱”，稻价跌到两块五、两块二，几乎与泥土等价；今年籽草不收，稻价却又跌到一块七一块八，“政府里还借大批美国麦”；仁丹、白兰地等洋货霸占市场，糟坊、布店纷纷倒闭，茧业受创。宋氏族人同佃户一样陷入艰难求生的境地：“有饭吃的人家，是筛上面的米粒，点得出的两三颗”。佃户戴老四一家没饭吃，只得寻山上的松子和野菌，“嘴肿舌头僵”也莫可奈何。乡绅叔鸿家投资失败，不知“吃用望哪里开支”；子寿生意失败，债务发作，只能指望义庄的稻谷。粮食是再便宜也买不起的，以致颇阔绰的子渔发出“索性病死了，倒不差似登仙”的感叹。支撑宋氏族人的义庄经费不足，无法满足办小学、壮丁队等各项费用；谁都想通融这笔稻子，但谁也得不到。
与此同时，乡绅与佃户一样受到苛捐杂税的压迫。常年的秋收，佃户要上交一半粮食，减去杂费，余下的不够一家吃用；荒年下他们还面临加租的可能。乡绅也承受着每亩六角六的钱粮附加税和四角的垦务局特捐，即使“十全十收的年成，也只落得个三厘四厘的利”。叔鸿家的一百多亩田，去年丰收还反贴了几十块完粮纳税，今年县政府不准“报荒”，乡绅既无进项、生意亏本，各类赋税却仍要交清，景况可想而知。由此出现一个反常现象：田地无人愿受，成了“倒霉东西”、“瘟神”，“谁见了，谁怕”。以土地为存在基础的乡绅开始卖地，然而荒年下义庄也无力收购，他们只能走向困穷的渊薮。
由此，《一千八百担》展现了破产农村中乡绅与佃农的共同困境。荒年之下，二者都陷入了失路的悲剧。乡绅是剥削者，但同时与佃户表现出身份上的相似性：都是饥荒中缺钱少粮、难以生存的被压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