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人本主义思潮得以勃兴，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联：神权、贵族和宗法秩序的衰落和平民的崛起，使得成就的事功和人们的能力得以勾连，从而给社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基于自身能力的价值理念；终汉之世，无不在此价值理念的笼盖之下，这成就了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的民族特质；可以说，人本主义是成就强汉之音的精神底座。
上古时代受制于科技水平和组织能力，人力孱弱，面对自然界的伟力，常有力不从心而只能求助于虚妄神明的时候，因此西周之前神权重而人权轻；且不说商代对图腾和占卜的极端看重，即便到了春秋时期，仍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之说，不仅将祀至于戎前，而且指出无论是祀还是戎，都是与神沟通交往的大事，因此也是封国和国君的头等大事。可见三代以降，敬神祭神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神权至重，则贵族血胤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权重就相应较大，上下等级秩序也相应地更为森严；周公制礼作乐，总结三代成规，其目的是使各级贵族和庶民严守本份不越雷池一步。从神权、到血脉、再到君权和治权，荀子曾有过精辟的概括：“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道本也”。
随着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也与日俱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神权逐渐衰落，与之相匹配的森严社会等级秩序也逐渐瓦解。春秋时就常有“八佾舞于庭”令孔子愤慨不已的僭越举动；至战国时期更是礼崩乐坏，三家分晋、田陈伐齐，下克上成为常态。与神权衰落、礼崩乐坏相对照的，则是人本主义的萌芽，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既是对基于神权的礼乐宗法制度的冲击，也是后世各种人本主义和人文思想的滥觞。
秦灭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六国贵族被极大压制，他们和原先封邑内民众的主从关系至此趋于解体，从而彻底动摇了神权礼乐宗法制度的物质基础。在秦制下，天下万民，不为官吏，则为黔首，无论是在政治待遇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一视同仁（如果旧贵族不是更被抑制的话）。与旧贵族的快速没落形成对照的，是秦汉代立之际平民乃至贱民的崛起。这些社会底层人士在秦末的风云际会里趁势而起，没有土地、财富、徒众或声名的依傍，基本上完全凭藉个人的努力奋斗而成就了推翻暴秦、开辟新时代的事业。《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起义时号召徒众“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侯王将相宁有种乎”，可谓代表了平民乃至贱民出身的秦汉代际群雄的共同心声。流风所及，不重视门第血胤，而看重个人事功，遂成为汉初的主流价值观。与汉高帝刘邦共同开创汉代的功臣们，基本上全是底层民众出身；迄至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名臣名将，出身微贱而凭个人事功身居高位者仍不乏其人，此时距汉开国已一百多年了，但在上者不以为意，在下者也不以为奇，可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念在西汉可谓根深蒂固。
出身微贱而以个人能力或事功得居高位，这在事实上打破了先秦神权宗法礼乐制度框架下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秩序，而代之以（尽管未必自省）朴素的人本主义理念。事实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本身，就是西汉人本主义精神的最佳写照；——当然，它更多体现的是西汉人对事功的崇尚和对个人能力的推崇、以及对“此时此地”的强调（这也是当代人本主义的两大特征），是一种外放性的社会思潮，而非内省式的人格特征。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居上位者就理性而言无法认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情感而言则不会喜欢那些鼓吹先秦礼乐制度的儒生。这也是以“定制度，兴礼乐”为特征的礼乐制度规范，终西汉之世几乎全未得以施行的原因。
人本主义在汉初的勃兴，深刻影响了西汉乐舞的发展，从乐舞的规制制度、到其具体形制、再到呈现的内容，都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以下试分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