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社会意义，小说中的“小城时空体”还承载了华顿严肃的道德反思和审美追求。《伊坦·弗洛美》自问世就因其精巧的叙事结构广受好评，但同时也饱受“缺乏道德追求或是文学作品里深入探讨的永恒主题”的诟病。华顿也因此一直被认为逊色于其好友也是人生导师亨利·詹姆斯。然而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华顿的道德及人性诉求，认为她不应受制于一个不痛不痒的“风俗作家”（“writer of manners”）的称号。布鲁克斯已经发现了她的“伟大的主题是（经她）仔细审视和巧妙描述的社会变革，与困惑的，抑或是困窘的个人生活这两者的相互作用”（“great theme was the interplay between closely examined and expertly described social change and the troubled, or the impoverished, individual life”）。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主人公，深深受困于来自自然或者文化环境的责任与同化，只得跌入一个挣扎与妥协的漩涡，因为生活还得继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伊坦的故事的内在驱动力，与此同时也与探究人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自然主义观点相呼应。
在《伊坦·弗洛美》中，自然主义的思想随处可寻。自然主义将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的社会机制上，认为社会条件、遗传、以及生活环境在塑造人的性格上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地位，因此人与他们居住空间的相互作用无疑在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小说时变成了重要的切入点。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互动是以一种相对消极和阴郁的方式展现出来的。由个人的自我认同、个人理想和成就所引发的自由意志和行为注定会遭到经济实力、潜在的危险欲望、以及自然选择的践踏。小说中，作者通过空间设定和叙事建构深刻反思了饱受清教思想禁锢的新英格兰农村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她选择了小城时空体这样一个清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由此投射出她累积的自然主义反思。与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和玛丽·威尔金斯（Mary Wilkins）等新英格兰本地作家对该地区“带着玫瑰色滤镜”（“rose-coloured spectacles”）的浪漫化、理想化的描绘不同，华顿认为这个地方的本质就存在于其被忽视的“花岗岩地表”（“granite outcroppings”）及其“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正常运作的隔离作用”。米克·巴尔在分析空间与文学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时，提到了自然主义小说是现代文学里最能展现空间与人物关系的范本，因为这类小说着重描述环境对人的影响。《伊坦·弗洛美》的空间叙事促成了小说自然主义主题的揭示。华顿将小镇这一偏远又具有隐喻的“时空体”赋予了无情又神秘的自然环境和禁锢又死板的文化环境，进而表达了环境如何影响人，影响有多大，以及被困在如此的环境里，人们的出路在哪里，这些自然主义思想的主题。伊坦穷极一生试图寻找逃离“斯塔克菲尔德”的出路，离开老旧的农舍，离开厨房，但都是徒劳。面对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婚姻、责任感和仅存的自尊,以及他对麦蒂不能说的爱，伊坦只能沦为命运的囚徒。
经历了一系列的悲惨的境遇，例如失去双亲，不幸的婚姻，甚至是自杀未遂，可怜的农民伊坦仍然在起点迷惘地徘徊。当他意识到他甚至难以支付与麦蒂一起逃离这个不毛之地的车票时，“无情的事实把他套住，像禁子给犯人套上镣铐。没有一条出路——一条也没有。他是个无期徒刑的囚人，而他的一线光明现在
点击在线投稿又将被人扑灭”。再则，伊坦生活的悲剧这一个空间隐喻绝不只是某个稀奇的个例，而是华顿对于人类与周遭世界关系的自省，正如沃尔夫认为伊坦是“某种深深的致命的痛苦的化身。不仅仅是贫穷，也不仅仅是繁重的劳作。而是某种人类存在的固有属性，它是不可估量的，有威胁性的，甚至能吞噬一切的某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