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的周克文是周家寨的老财东，也是周家寨最德高望重的一位。作为文中老一辈的代表，其身上渗透出来的是一种浓烈的传统儒家的气息。熟读七年圣贤书的他本应该通过乡试走上仕途，但不料晚清科举改革，取消八股文，而从此蜗居于周家寨务农。他继承了父亲的基业，有了一定的财产作为物质基础，再加上本身也是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之人，深知儒家所讲求的善与大道，在日常与村民交往的过程中注重自己的品行，于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一村之长。这些物质、财富与身份使周克文的像是一个典型的“乡绅”阶层，但区别于以往的“乡绅”，用“士绅”来形容周克文可能更为恰当。徐祖澜对“乡绅”的描述比较中肯：“首先，乡绅是乡村知识分子，其知识要素从明清时期的功名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识，此为一种表层的显性要素。其次，财富作为乡绅概念的更深层次要素，是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乡绅的物质基础，且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绅商对流，财富要素的比重有所上升。再者，身份是乡绅概念的根本性要素，惟有为乡村公益发挥其知识和财富的作用，乡绅才能获得公共身份并得到乡民的确定性认同。”徐祖澜先生对“乡绅”的概念进行了一个定义性梗概，但在文学作品中，“乡绅”往往都是作为一个负面的“伪儒”形象而登场的，这种“伪儒”正如鲁迅笔下抨击的一样，他们除了占有大量的财富，儒士所拥有的知识能力与高雅情操都不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封建统治的帮凶，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时代、政治的需要，而对“乡绅”这个特殊的阶层进行一个批判与污名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更为正统的“士绅”，“乡绅以仁为先，士绅以治为先”，虽然“士绅”更重要的是一个进入仕途的过程，但入世后不能进行教化作用，也未必能称之为“士绅”，可见“士绅”更强调教化人心与风尚的延续。
文中充当一族之长的周克文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管理寨子日常事务的一个监督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建构在集体下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维护者，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宗族与村落同构的治行方式上。在宗族上，与周克文有密切伦理关系的主要有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弟弟，周克文生有三子，大儿子周立德，二儿子周立功，小儿子周立言。在对儿子的培养上，周克文坚持入世的观点，希望几个儿子能继承自己未完成的理想，通过读书走向从政之路，但三个儿子中只有周立功显露出了学习的天赋，相较于周立德的“上天下地撒欢”，周立功则被评价为“差不多是个神童”，凭借着其天赋与父亲的帮助成功考取大学，而小儿子周立言更能体现周克文作为“乡绅”的智慧，周立言从小对数字敏感，周克文发现了这一点，便等到周立言小学毕业后送到凤翔最大的商铺学习经商，学成之后自行开了一个酒坊，这样一来，不仅周立言可以使自己有立足之技能，同时还可以为家里提供更加夯实的物质财富，虽然周克文一直恪守着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认为经商是末流，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周克文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认为万物都可变通，前提是遵守忠节孝悌礼义此等永恒不变的天道。周栓成是周克文的弟弟，两人虽为亲兄弟，但关系却不好，两家只有一墙之隔，本来为了方便交流，在墙上凿了一个洞，但周栓成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墙眼给堵起来，后来随着周克文发展的越来越好，再加上周栓成自己的儿子在学习等方面不如周立功，周栓成的嫉妒之心使得积怨也就越来越深。但周克文却不以为然，虽然二者时而在生活上有摩擦，但于周克文而言，周栓成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在周栓成开烟馆时，周克文好言相劝，但周栓成只觉得周克文是想妨碍他；在周栓成开的烟馆死了人的时候，也是周克文请周立德回来摆平此事。从周克文的角度看来，世俗之事虽会引起亲人之间的隔阂，但至亲的血缘关系才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观点，尽管周克文与儿子以及周栓成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并未对他心中的儒家伦理观念产生直接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