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2019）表示“社会分层”是研究人类社会的重要纵向视角。“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人们因资源占有的不同所形成的垂直性差异地位，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具“意义”的社会。而我们知道，高涨的中职“升学热”的本质是中职学生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取，以期换取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因此将中职“升学热”现象置于社会分层领域进行探讨，更有利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其对个体与社会的意义。
（一）纵向视角：提高个体在职业分层中的流动能力
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知识半衰期的缩短，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与融合，构成了纷繁复杂的职业网络。一方面，个体通过职业获得能够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职业实现向社会生活的融入，“职业”因而成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生存、生活、生长的重要载体。如李强（2019）所言：“工业社会将人口最大限度的纳入了正规的职业体系。”职业因而成为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向度。
在这样一个向度中，我们看到，个体通过各类“职业”置换社会资源。虽然在价值观层面上，各类职业并无高低之分，但不同的职业间甚至同一职业内部对资源的换取比例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使得各职业间和职业内部均出现了层化现象：处于不同层级的个体不仅仅在收入地位上，而且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声望的获得上都有较大的不同。因此职业分层便呈现出其“阶级性”的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成果”作为职业的“准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筛选员工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信号系统理论认为具有较高才能的劳动者往往通过采取某些有成本的行为进行信号传递, 以显示自己的能力比其他竞争者强，而其中接受教育便是重要形式之一。由于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存在层次上的差异，个体所释放出的信号与在职业层次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学历作为重要的“信号”限制着中职学生的纵向的晋升、横向的换岗等社会流动能力。因此，中职毕业生选择通过“升学”，获取作为“信号”的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取得某一职业的“准入资格”，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流动能力，以期在职业分层中占据更高的身份地位。
（二）横向视角：完善精英团体的内部配置
“精英”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指的是在一个群体中以某种技能、职位、权力等手段采取各种方式对其群体产生影响并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士阶层。他们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虽小，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按照所依附的领域不同，精英在我国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精英的配置上主要以“政治精英”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社会结构逐步重建，精英团体的配置结构也相应的发生改变。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分层被允许，相应经济精英开始展露头角。同时，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所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与教育大会，使得文化精英回到了公共视野。
然而，“精英团体”并非是一个固定静止的群体，它必须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证整体的活力。在我国“考试”是精英的循环的重要流动渠道。1987年，我国正式恢复了“高考”制度，作为一项为社会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高考使得精英的循环进入了常态化。
但是，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高考”所满足的仅是来自普高学生群体的利益，而拥有同等地位的中职学生却显得黯然失色。这便涉及到了精英循环的机会公平问题：普通高中学生可以通过“高考”竞争进入精英团体的机会，而中职学生，虽然同样有“对口升学”、“单独招生”等升学方式，但是就机会与认可度而言都远不及普通高考。这不仅反映了出了内部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并且就整体的精英结构都显得较为失衡。按办学类型区分，普高与中职分别对应着“学术型”与“应用型”两套既区别又沟通的培养体系，由于中职升学渠道的局限性，“技术精英”很难通过统一正规的途径向上流动。这使得我国精英结构特别是文化精英的内部结构过于单一，很难与“多元化人才结构”的时代需求相呼应。而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增长，使得文化精英内部有了“换血”与“再定义”的可能，也使得中职学生群体拥有了进入公共话语体系内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