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周励饱含深情地记录了这些故事，但理性的视角从未退场。陈思和说，“阅读周励的文章需要有足够精神准备，准备承受那种心灵的冲击，它逼迫我们冲破时间隧道，再去体验一场场地狱般的血与火的考验。而这种冲击来自于周励的理性精神。”[2]这种理性，与周励新移民作家的身份或者说与其移居、定居国外的生活密切相关。国外的生活经历给周励提供了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观察世界的视角。
在《亲吻世界》中可以看到，周励对战争、历史人物、艺术家等等的评判都基于史实之上。没有任何牵扯到国籍、意识形态、政治的预设立场，所有的评论皆以“人”为准绳。比如，周励对臭名昭著的“神风特工队”予以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她同时指出，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的矛头是日本蛊惑人心的军国主义。对于因战争而失去生命的日本民众，周励同样深感同情和心痛。《亲吻世界》中，各国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轮番登场。有历史书中记载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传奇人物等等，但周励对他们则始终抱持着理性、公正的态度，并不妄加评判。而是选择深入探索历史之谜，将被历史遗忘、掩埋的隐秘角落再次挖掘出来。比如，在探索梵高自杀之谜时，周励重游出现在梵高画作中的各个地方，进行仔细的比对与对照。设身处地地感受梵高生命的最后七十天是怎么度过的，逐渐推演还原了一个周励式的梵高自杀的解释。周励认为梵高死于意外，因为对杀人者的宽容和怜悯才未将事实告诉世人，最后一人孤寂地死去。跟随着周励的脚步，在不断深入梵高生活的过程中，不同于以往的梵高像变得明晰起来。原来梵高不是一个疯子，只不过是个疯狂热爱艺术的画家。梵高还是一个善良、宽厚、单纯的老实人。在生活中，梵高恪守着隐忍和宽恕之道。梵高也是一个孤单的人，生前在艺术上屡次碰壁，受到家人的疏远，死后还无法与自己挚爱的兄弟提奥葬在同一处。周励用充满伤痛和敬意的梵高故事告诉世人，梵高是在艺术上是一个巨人，同样在生活上也是一个强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可怜而悲惨的人。周励还原了一个复杂、相对真实的梵高。由此，也可以看到到周励敢于质疑的精神。对于既定的历史定论，敢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对待对待多种文化时，周励也表现出开放、包容的姿态。也正因如此周励在描述各种故事时，才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同理心，打动读者。比如，在讲到自己在旅游中亲身经历的“死亡”邮轮事件时，周励对无辜死去的异国父女表现出了深痛的哀悼。这种悲悯与同情超越了国籍与种族，十分可贵。
周励在《亲吻世界》中提到她的外国友人十分喜欢她写的太平洋战争的故事。这传递了一个讯息，周励的《亲吻世界》能够引起国外读者的关注。与此同时，《亲吻世界》也是一本易为国内读者所接受的书。如果说周励早年创作的《曼哈顿的女人》存在着自我殖民、对西方文明过渡迷恋的现代性困惑的姿态，那么《亲吻世界》是跳脱了他者视野的个人创作。这里的他者既包括中国同样也包括她移居国的读者。《曼哈顿的女人》被批评是拜金文学、西方镜像下的自我殖民、商业化等等，这与同一时期（1989—1999）其他的新移民作家所表现的艰辛的国外生活完全不同。不管是对西方现代性张开怀抱的接受姿态，还是因为生存而表现的手足无措的窘态，都反映了新移民作家在移居地的无所适从。因此，这一阶段的创作必然会聚焦于自身、西方世界、故乡（故国）。创作视角也因此为生存所限。但当新移民作家在移居地扎稳脚跟，便能逐渐以开放的视角审视世界并观照故乡。周励也完成了视角的蜕变，《亲吻世界》是植根于自我思考的个体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