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教会学校为媒介，各种西洋运动伴随西方体育思潮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陆续登场。虽然教会学校将各种运动列入课程，但其目的仅仅是娱乐，并没有改革体育的考虑。并且各种球类及其他运动还处于初级阶段，规则及相关事项尚未成型，竞技及运动也为数寥寥。之后随着全国运动会等大型运动赛事的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才逐渐开始为时人所了解熟悉。《东方杂志》对体育竞技的报道则主要集中在各类综合性运动会上，诸如全国运动会、运动运动会乃至世界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民国前期的体育竞技主要是全国运动会。市隐的《全国运动会之历史的回顾》一文，回顾了民国初期举办的四场运动会，不单单是对运动会情况及赛果的简单介绍，更重要的是对几届运动会的检讨，认为“最著为对体育之认识：体育之良否，影响民族之盛衰”，将体育的发展与民族的未来挂钩，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远见，而后来国家对体育的重视也暗含了对这一理念的认同。其他的检讨还有“其次为女子平权之思想，又其次为得标区域之变更，最后为运动项目之系统”，可以看出在一次次体育赛事的背后，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男女平等、区域相同、国家统一及体育发展等近代思想的产生与进步。文中还有其他思想值得注意，例如“将国术与西式运动并重”的促进体育发展观点，体现了传统思想与现代体育的融合。另外对于远东运动会，志刚的《远东运动会的起源及其发展》指出，举办这类大型的体育赛事“能够增进各民族间的友谊和了解”，高劳的《纪远东运动会》也认为，全国运动会能够“激发各地之体育精神，发达个人与社会之体育，改良本范围内之运动事业”，对于体育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中，中国队首次获得胜利，改变了“以文弱不振见识于世人也久矣”的固有印象，“自前岁上海运动之后，国人之技，已大有可观，外人对我，已不敢如前之轻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在随后的第三次远东运动会中的表现不孚众望，镜剑生在《记第三次远东运动会》中分析了几种原因：“战胜而骄、国人无统一机关以时资警策、国际观念不明、旧选手之不克尽来、而练习亦有不足也”，战败原因从心理、制度到技术，表现出作为作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媒体传播者的《东方杂志》所共有的理性审视的态度。作者还指出了其他细节问题，例如应援口号、个人卫生、团体制服等，而这背后表达的是作者对国体的担忧，再次将体育问题上升为民族甚至国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