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搞错了，其研究结果自然不可能是正确的。问题还远不止此。将“大泽”理解为“大湖泊”也是其中之一。通常史学界均将拓跋鲜卑第一次“南迁之‘大泽’理解为湖泊，并认为指今内蒙古呼伦湖，当地通称达赉湖。”这是将“大泽”理解为湖泊的铁证。有些研究者注意到这样理解有一个问题难以回答，即：第一推寅带领族人南迁呼伦湖干什么？人又不是水生高级动物。为了避免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通常都要在“大泽”即湖泊后加上“附近的草原地区”之类的话。如“其所在应当是今扎赉诺尔（又名呼伦湖）附近的草原地区。”
这涉及到古代汉语中“泽”字有无作湖泊讲的义项问题。
《辞源》修订版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种古汉语词典”（王力先生语）。该词典为“泽”（音zé）字所列第一个义项是“水汇聚处”；
《王力古汉语字典》为“泽”（音zé）共列六个义项，其中第一个义项便是“聚水的洼地”。
值得注意的是，《辞源》修订版和《王力古汉语字典》均未将“泽”字解释为“湖”或“湖泊”。这是否表明，在古代汉语中，“泽”字根本没有作“湖泊”讲的义项呢？将“南迁大泽”中的“大泽”理解为是指南迁呼伦湖，显系望文生义，毫无根据。须知，水的特性是“往低处流”。所以“水汇聚处”和“聚水的洼地”之间并无实质区别，均为聚水的低洼地带。这些聚水的低洼地带，在雨季来临时，会“汇聚”一些水，形成积水的洼地。随着雨季过去，这些“洼地”所汇聚的水，或迟或早通过渗透和蒸发会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干涸。
值得注意的是，《辞源》修订本除将“泽”的第一个义项释为“水汇聚处”之外，还新增加了“水草丛杂之处”这一义项。从所举的书证来看，系出于东汉晚期应劭《风俗通义》。应劭，“东汉汝南南顿人，字仲远。灵帝（刘宏）时举孝廉，辟车骑将军何苖掾。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拜泰山太守，后因惧曹操，弃郡奔冀州袁绍，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诏拜为袁绍军谋校尉。建安迁都，旧章淹没，书籍罕存，他慨然叹息，遂缀集所闻，著《汉宫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其所立。著作有《风俗通义》、《汉官仪》等传于世。”《风俗通义山泽第十》曰：“水草交厝，名之为泽”。这一义项显系后起义。我查阅一下“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出的四版《辞源》，其中根本没有“水草丛杂处也称泽”等文字。因而可以断言，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修订旧《辞源》时编者新增补的。《魏书·序纪》中的第一推寅（宣帝）带领族众“南迁大泽”的“泽”，在我看来，恰恰用的是这个后起的“水草交厝，名之为泽”义。因此，“南迁大泽”这四个字所表达的意思便是向东迁到大兴安岭、嫩江以东，东北流向的松花江西岸的“水草丛杂”或“交厝”之处。尽管此为“泽”字的后起义，但从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这样定义“泽”字，至北齐魏收撰写的《魏书》成书的文宣帝高洋天保五年（公元554年），也已过去三个半世纪了。值得注意的是，解放以后尚将这片未垦殖的荒原称为“北大荒”。后来，“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再说，如果“南迁大泽”果真是“南迁”呼伦湖“附近的草原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推寅献帝讳邻命子“南移”时，途中就不可能遇到“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的险途。在蒙古草原上西部和北部真正高山有二：一为西部的阿尔泰山，一为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由于这两座大山均不在从呼伦湖南迁“匈奴故地”的途中，对“南迁”的拓跋鲜卑人根本构不成“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的险阻。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宿白先生才推想，他们（指“南迁”的拓跋部族众）一度从今大兴安岭的西麓东折，[重新]进入山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