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时期产生的诸多经典志怪小说连同这种形式一起流传到了唐朝，并且促使了唐代鬼怪小说和唐传奇的诞生。志怪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朝鲜落地生根并结合本土特点形成自己的特色，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其中，唐、新的友好交流，新罗的社会环境以及本土文学自身的积累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 中国（唐朝）与新罗的交流史况
新罗(公元前57年-公元935年)享有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国王朝几经更迭，双方始终保持联系。入唐（公元618-公元907年）之后，新罗在唐朝的扶持下完成统一大业后。公元654年-公元660年，新罗与唐朝确立了正式的朝觐纳贡关系。新罗崔致远曾在《上太师侍中状》一文中称:“贞观中,我太宗皇帝亲统六军渡海,恭行天罚,高丽畏威请和,文皇受降回桦。我武烈大王请以犬马之诚,助定一方之难,入唐朝渴,自此而始”。①
双方采取使节制度、入唐宿卫制度、外国人在唐留学制度、双方贸易往来制度等，促进友好往来。同时，新罗也全面学习中国的封建管理制度、科举制度、文化思想、典章礼仪、天文历法等。双方使臣、高官、文人们采取以官文、书信往来和以书会友的形式进行沟通,留学生和留学僧则在求学、求法的旅途中，不断从唐朝带回旧籍和新书。商业买卖也都为诗歌、传奇、志怪等文学作品传入新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据《三国史记》等史书记载，在官方贸易中，书籍是唐朝向新罗输出的重要内容。输出书目包含《道德经》、佛经、《孝经》等内容。② 民间书籍的买卖行为更为频繁，唐代诗人曾撰文描述当时盛况。元稹曾以“鸡林贾人，求书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斤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辨别之。……”③ 描绘新罗人购书的热闹场面。《唐书》中亦有记载，新罗、日本的使臣也以重价争相购买《游仙窟》
及其作者张鷟的文章。
（二）新罗社会的志怪小说接受环境
随着入唐留学、访问、做官、经商等人的回归，新罗文人的汉文水平得以整体提升，汉文素养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又因为新罗积极接受唐的先进文化,仿照唐朝设立太学、博士、助教。设读书三品科,指定《孝经》等儒学经典为考试科目。④ 文人雅士以汉文作诗抒怀已是常事。同时，带有国际视野的先进知识阶层、士大夫阶层，积极接受包括传奇、志怪等文学样式在内的盛唐文化。这为其后新罗殊异传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新罗严苛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当局者内部的政治斗争成为怀才不遇者的前进枷锁。新罗王朝实行骨品制度，以严苛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骨品不通婚姻并且骨品世袭不变。新罗文人官职大多不高,留唐归来的知识分子又属于新生代官员，难以获得掌权者和身份等级制度的认可。同时，当朝掌政官员争权内讧，腐败贪婪，文人们大多被排斥在中央权力圈之外,虽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施展政治抱负。这种怀才不遇的悲悯境遇，使他们在倾心禅佛、文墨抒怀中，追求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佛教在统一新罗时期被尊为国教，信徒广泛。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庙宇，佛教在新罗时期有了长足够的发展。广泛的信徒基础为新罗《殊异传》的口口相传奠定了群众基础。另外，佛教文学一直是古代朝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僧侣更是文学创作有生力量。新罗《殊异传》中《心火烧塔》、《宝开祈祷》、《阿道传》、《圆光法师传》等多篇文章皆立足佛光梵音。佛教文学的重要地位也为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志怪小说在新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百姓忧心与天灾人祸，希望寄情美好的故事缓解痛苦。新罗王朝后期，统治者淫于声色不理朝政，纲纪紊乱,灾异屡起。日本海盗、连年的自然灾害更使得新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佛经故事以及志怪小说所描绘的百般幻化，美好奇特就更加符合他们的心理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