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0年，中共中央第十五届五中全会就已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至国家顶层战略层面，然而，从整体上来看，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对于国民经济、综合国力的贡献率低于欧美国家，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与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存在脱节（慕玲，2018）。虽然在顶层战略的牵引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践主体已经渗入到政府、媒体、企业、民众等各个层面，文化出口结构也持续优化，但藤依舒等人（2017）对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调查显示，互联网是目前国外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人际传播中的中国文化信息相对信任度最高，而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等）和声音媒介的受众吸引力则明显式微；除此之外，在海外传播的中国文化产品中，艺术品和工艺品、演出、电影、电视节目等娱乐性文化产品，成为外国民众选择的主要产品类型，其中，受访者对工艺品和艺术品选择意愿最高，其次是中国电影。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最有力的抓手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最有利
的渠道是互联网，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为娱乐性文化产品。而目前重传统、轻现代，重形式、轻实质的传播形式却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丰富多样的了解需求相左（谢伦灿&杨勇，2017），故而亟待调整。本研究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该平衡好国内与国外两大环境。现有的研究和实践几乎一边倒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让国外受众接受我们的文化产品上，而忽略了他们想要何种文化产品以及乐于通过何种途径去接触这些文化产品，由此，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应该采取逆向思维，投其所好，把握好传什么、怎么传、谁来传的问题，才能促进中国文化更有效的“走出去”。而“传什么”和“怎么传”只须我们做相关调查便可及时调整，而“谁来传”则有赖于我们建立完善的人才教育机制。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能只停留在国外受众身上，还要在国内打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国民优秀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形成国内与国外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良性的文化输出范式。
正如上述所言，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最有力抓手。现如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流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参与者上到政府官员，下到普通民众，甚至孩童，个中交流无不涉及中外文化的碰撞，这种交流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交流的双方存在着同化与被同化的风险，在此环境中，如何保证普通民众对中西差异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讲好中国故事极为重要。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交流者对自身与他者文化的客观认识，从而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保持清醒，说好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而这不仅需要我们在院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帮助其树立文化自信，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爱国情怀，还要将这种举措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影视剧中多纳入中国文化的因素，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改善舆论环境，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加强传统媒体建设（戚昊辰&曹辉，2019），等，在全社会形成爱中国文化、用中国文化、乐中国文化、扬中国文化的氛围，如此，方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