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黎紫书的食、色书写与性别政治：以《告别的年代》为中心
摘 要：马华文学新新生代作家黎紫书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体现在她对日常生活中底层女性身体的书写上。在《告别的年代》中主要通过食与色两方面来呈现：一方面，饮食折射出底层女性所面临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处境，却也成为女性力量的源泉，让她们从中发掘自己的智慧寻求建立性别平等对话的途径；另一方面，性爱经历和怀孕体验成为女性探寻身体自主性的实验场，为缔结女性联盟共谋另类生活空间的理想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饮食；情欲；性别
Food, Sexuality and Gender Politics: A Study of the Novels Bid Farewell to Time by Li Zishu
Abstract: Li Zishu shows her concern about the fate of women with under stratum women’s body descriptions. It includes two aspects, that is food and sexuality in Bid Farewell to Time: on the one hand, food is to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of under stratum women, and it is also a source of power for women to use their wisdom to build a road to gender e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women’s experience of sexuality and pregnancy provide a chance to explore body’s independency and a female space on the base of women union.
Key words: Food; Sexuality; Gender
《告别的年代》是马华新生代女作家黎紫书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一问世，便在马来西亚本地、台湾和香港斩获各项文坛大奖，例如2010年入选《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2011年获第十一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等，并于2012年在中国内地推出了简体字版本。延续其一贯的对女性问题的关注，黎紫书在这部长篇中仍然以女性为中心，围绕其日常生活来描摹了家族历史的浮沉变化。然而，相比起这部小说耀眼的获奖经历，研究界对它的反响却应者寥寥，更多聚焦于作家之前的微型、短篇小说创作。在笔者看来，要探讨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女性问题，《告别的年代》应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
晚近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指出，女性主义应该将关注点从女性的社会现实境遇，转向对女性具体的生命情境的关注。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描写了大量置身于社会底层的女性身体，透过对其日常生活中的食与色（即饮食与情欲）两方面书写，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及性别规范如何影响她们对自我以及身体的态度，以及其间可能具有的对男权文化的僭越乃至颠覆，真实地呈现出女性的生存面貌、心理及情感世界。
一、饮食与底层女性的身体处境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物，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围绕着它及其衍生的饮食习性，“不但可作为一特定族群表达或认可其独特性的文化标记，亦可用来传递该族群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结构、或性别与权力关系等内涵”。[1]众所周知，女性的性别角色分工长久以来皆与家庭密切相关，打点家人的饮食起居是其每天必备的基本工作，因此，在文学领域，当女性面临身份危机时，食物也成为她们抒发内心饥饿和困惑的最直接的途径。例如，吉尔伯特和古芭对19世纪女性小说的研究表明，对食物的弃绝成为了妇女写作的主导主题。[2]美国华裔文学之母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则将饮食作为女主人公完成性别认同和不同族裔交流的重要媒介来展现；[3]而在20世纪台湾女作家李昂的《杀夫》中，“藉由女性的饮食困厄———“食饥饿”，上演了一部女性身体被围困的苦难剧，彰显了封建文化中女性的非我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性别政治中激烈的权力颉颃。”[4]相似地，黎紫书在《告别的年代》中，通过描绘华人底层女性与食物的关系，向读者展现了底层女性所面临的艰难的生存环境以及内心的饥饿。##end##
《告别的年代》包含三层叙事，分别为杜丽安的故事，读者“你”的故事以及作家韶子和评论者的故事。其中，杜丽安的故事是全书最完整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故事开篇，叙事者就聚焦于杜丽安的母亲苏记，一个靠经营炒粉生意撑起整个家的底层妇女。叙事者告诉我们，母亲姓名不详，因为开着炒粉档，而被街坊喊为苏记或炒粉婆。炒粉作为生活中一种司空见惯的家常食物，用它来为母亲命名，一方面说明她出生的低贱与寒微，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类底层女性的普通和大众化，以至于常被人们所遗忘。小说如此描写道：“毕竟那年头满街都是像她那样的妇人——身穿花布妈仔衫裤，头戴宽檐草帽，洗衣板胸腔扫把棍腰杆，全身硬梆梆；口操不同口味的广府话，并总是一边干活一边抱怨偏激的天气，好赌的丈夫，嫁不出去的女儿或不学无术的儿子。”[5]在叙事者这种漫不经心的语调中，男女性别差异所导致的社会角色差异已见分晓，事实上，小说对于苏记丈夫着墨较少，关于他的生活仅提及两件事：一是赌博，二是看电影。然而，苏记对此表现的态度是顺从，叫骂是其对抗权威的唯一方式。例如，当丈夫为还赌债将家中值钱东西拿去典当时，她“循例顽抗，嘴里吱吱嘎嘎”；在债主上门讨债时，她是“咬牙切齿地重复嚷嚷”打死人了，即使是在“性”方面，她的反应也至多是叫骂几句而已。小说对此是从杜丽安姐弟“偷听”的角度，隐讳地描写了苏记与其丈夫的性生活。在杜父看完肉弹范丽主演的半夜场电影回家，两姐弟便会在“隔壁房里感受到地板的震动，听到苏记嘟嘟囔囔，发出一阵恨得牙痒痒似的咒骂。”[5]讽刺的是，苏记最终因吃榴莲被噎死，在此，食物既是她生存的价值体现也是惩罚其叫骂的工具。而在小说第二层叙事中，食物同样是读者“你”的母亲生存的唯一价值取向，甚至不惜以身体来换取，并以其妓女身份独自抚养其儿子长大。
食物除了联系着女性承担的养家糊口的社会现实，还直接成为男女斗争的战场。这场关于吃与不吃的战争发生在杜丽安的丈夫钢波与其女儿刘莲之间。一次饭后，刘莲刚站起来收拾碗筷，钢波却大声喝令她要把留在碗底的肉都吃掉。叙述者描述钢波的模样是“睁大着眼睛，像个恶狠狠的金刚力士”[5]，并威胁刘莲不吃就永远不要站起来。而刘莲对此的反应经历如下：缓缓坐下，脸色发青——咬着牙龈，眼睛微凸，像要挤出强大的意志力让碗里的肉消失——一边抽泣，一边把涕泪和肉一起吞进肚子里。科尼汉曾对饮食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详尽深入的分析:“就成长过程中的女孩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而言，在‘自主，控制与关爱’问题上，食物时常而且大多数会引发双方交战。”[6]然而，从情节发展来看，在这之前与之后钢波对女儿从未有过情感关注，在这个意义上，钢波对刘莲发出的“必须吃”的要求不是一种爱的表现，而是一种性别权力在饮食权利上面的体现。刘莲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应，蕴含的是她在面对父亲/男权时的犹豫彷徨，而她最终“吃下去”的抉择，依赖的不是她身体是否饥饿的体验，而是意志上的屈服，这种屈服不仅意味着对父亲/男权的臣服，而且也预示了她对身体自主权的放弃，对此我将在后文详述。有趣的是，她的名字刘莲，其谐音正对应食物“榴莲”，她安静的性格与命运亦如榴莲一般，坚硬的外表包裹着的其实是柔弱的内心。
可见，食物象征着华人底层女性在世俗人生中所处的性别不平等地位。透过食物与女性的关系，黎紫书一面微妙地批评了部分底层女性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恪守，一面经由叙事者对其心理活动有意的忽视或者说省略，例如，小说从未描述苏记是否与儿女之间有情感互动；“你”的母亲也从未告诉儿子有关其父亲的经历，却终生喜欢玩寻找物品的游戏，暗示了这群外表坚强内心饥饿的女性的苦闷与孤寂，而这一身体感受长期以来处于历史的消音状态。
二、饮食与身体认同的构建
尽管食物折射出底层女性所面临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处境，但它同时也可以赋予女性力量，让她们从中发掘自己的智慧对男性权威进行抗议，从而开拓出追求性别平等对话的新途径。对此，小说主要是借助杜丽安的饮食人生来体现。
一方面，从饮食中，杜丽安认清了自己在婚姻关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杜丽安心中原本属意一位极富正义和社会责任感的小学教师叶莲生，然而，由于在上班途中遭到疯子袭击，为私会党小头目钢波所救，最终选择下嫁早在渔村已有家室的他。在这一看似巧合的姻缘背后，叙事者通过弟弟阿细的观察，隐晦道出杜丽安放弃爱情理想实则乃屈服于“衣食无忧”这一现实法则的苦心经营之举：“但姊姊满怀心事，说自愿嘛她在钢波身边总有点不自在，说不愿嘛她又显然欲拒还迎。阿细觉得钢波一波一波的银弹攻势让姊姊变得蒙昧，就连苏记的态度也变得模糊，他逐渐看不透。”[5]与这种以身体换取丰衣足食的人生态度相呼应，杜丽安在最初的婚姻生活中安于做一个全职太太。小说详细描写了杜丽安在钢波因夫妻吵架离家出走三天后准备饭菜的情形，其间充满大量的饮食意象：豉油鸡、芋头扣肉、药材汤、干煎虾等。这些菜肴全是钢波爱吃的，而杜丽安所求的仅仅是钢波对她说一句“对不起”。叙事者告诉我们，两人吵架的原因是钢波私自将大伯公会拨给他做生意的钱抽调大部分给了渔村的儿子，于此，杜丽安对这些饮食意象的精心准备，恰是清楚地让她明了自己对钢波的依附和她在这场婚姻中的边缘处境。
另一方面，饮食也是杜丽安摆脱边缘处境，赢得性别平等地位的力量源泉。杜丽安从饮食中找到力量，是从经营茶楼开始。尽管钢波将做生意的钱抽走大部分，杜丽安却决定利用剩余资金在大街开茶楼。在茶室开张的那天，叙事者描绘在钢波众兄弟眼中的“大嫂”杜丽安已然变成“厉害的女当家”：“杜丽安自然察觉了这些老老少少的男人喊这一声‘大嫂’，其意味已经和六七年前在婚礼上满堂起哄时大不相同。那里面再无调笑的意思，也没人再拿‘范丽’或‘狄娜’之名对她的大胸脯意淫一番。”[5]而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将茶楼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将所赚的钱财为自己置办了房产。
这种从饮食中获得的自信，还表现在她的身体形象上。文本重点描写了她为参加私会党领袖庄爷八十大寿时准备穿衣打扮的情形。她特意与刘莲结伴逛街挑料子做衣服，并将衣服交由刘莲裁剪。服饰，作为无生命的物质，却是使身体社会化的重要媒介。用卡佳·色沃曼(kaja silverman)的话来说，“服装和其他的装饰品使得人体显现出文化意义……服装呈现了身体从而使得可以将人体当作文化来看待，服装以一种意义形式将身体的文化意义明确表达出来……着装是形成主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表达身体的同时也明确地表达着精神。” [7]叙事者如此描述参加寿宴的杜丽安：“杜丽安烫了头发，头上波纹荡漾，穿着那一袭绿叶牡丹，佩金带玉，十足的贵妇人。”[5]从历史发展来看，女性由于大部分时候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她们对于服装的选择与身体形状的形塑皆以男性审美标准为主，不仅导致女性沦为被观赏的“物”，而且也是其获得男性乃至社会认可的一种庇护方式。然而，纵观杜丽安人生发迹的过程，钢波其实一直处于“空缺”的状态。茶楼经营伊始，他完全不把一间小茶室看在眼里，叙事者如此描述：“想想看，坐在柜台收那一元几角，非但配不上他那一身穿金戴银的行头，也辱没了建德堂堂主的名望。”[5]而当茶楼经营得有声有色时，钢波又因策划接掌大伯公会的事迹败露被迫逃亡一年，渺无音讯。在这一意义上，小说对杜丽安“贵妇人”形象的强调，无疑是呈现了女性主体建构的欲望，这是女性渴望展示身体美好形象的一种表达，而非男性加之于女性的审美观。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有意将杜丽安的“贵妇”形象与钢波日渐没落的人生相提并论。对逃亡回来的钢波，小说这样描述：“以前他出门前还得千方百计“梳理”头上那少得可怜的头发，他现在可连衣服都没认真穿好，脚下穿的是十分耐磨的夹趾橡胶鞋，衬衫掉了纽扣也不在意，总是等刘莲把晾着的衣服收回来时发现了，主动替他补上。”[5]而当杜丽安最终得知钢波除了渔村的大老婆之外，还曾背着自己在外面养着其他女人，她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抛弃”钢波的决定，将自己的故居分给钢波，从此与他再无往来。
林春美在探讨黎紫书的女性空间时曾指出，“其小说人物周而复始被遗弃在阴阳边界，文明之野。父亲总是借故缺席的桀骜姿态，一再激起她们的焦虑与愤怒。这股强悍的能量积累在黑暗的死角，最终不得不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宣泄。”[8]然而，如果从饮食的角度我们却可以发现，杜丽安展现出与其前辈女性不同的面向，她对男权文化的反叛不是以粗暴而是以温和却蕴含智慧的方式，从男性不屑的小领域即“饮食”做起，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为从经济到精神皆不依附男性，并遵从自己的内心而生活的女性主体，并传递了建立两性平等对话的希望。
三、色：探寻身体自主的潜能与共谋另类生活空间
性，作为身体与权力交锋的一个重要场域，往往也是女性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一枚棱光镜。黎紫书的突出价值，在于她在《告别的年代》中，通过描述女性的性爱经历及其对待怀孕的态度，让“性”活动成为女性探寻身体自主性的实验场，呈现了女性不同的情爱体验和感受，而且表达了缔结女性联盟共谋另类生活空间的理想。
黎紫书采用一分为二的方式来设置人物经历，通过刘莲和杜丽安与同一个男人叶望生的纠葛来叙述情爱故事。在这场三角恋情中，刘莲与叶望生的关系属于公开的男女恋人关系，而杜丽安与叶望生则是“偷情”性质。作者无意于对杜丽安的行为进行谴责，相反，透过这一有意为之的对比，直击女性的情爱观和身体观。正如前文所述，杜丽安从饮食中找到力量与自信，因此，她的“偷情”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自己婚前的情爱欲望找一个替身（叶望生是叶莲生的孪生兄弟），“她让他听她妓女般的呻吟与浪叫，且大胆地向他需索与讨要”[5]；二是为了怀孕，因为她一直未能与钢波生下一男半女，她如此向叶望生说道：“我要的是我自己的女儿，不是‘我们的女儿’。”[5]于此，这种“偷情”关系具有双重反叛意义：一方面是背离了男主/女从的常规情人模式；另一方面则颠覆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生儿育女与传宗接代无关，变成了自我身体的一种自主选择，且满足这种选择的对象不一定局限于“合法的”丈夫。杜丽安至此完全展现出对自我身体的掌控。
与之相对，刘莲则是一位恪守传统性别规范的女孩，这种被动、顺从的特性同样表现在她的身体上。在叶望生的甜言蜜语攻势下，刘莲坠入爱河不能自拔，直至怀孕。由于是未婚先孕，在被继母杜丽安看出端倪时，她陷入巨大的不安与恐惧，叙述者描述“她像犯大错后被逮住似的”；而当她从医生处知道胎儿已有四个月大时，这种处境使她转而开始害怕自己的身体：
刘莲始终低着头，这时候抬起眼来看了一下。比男人的拳头还要大的一块腹中肉，这多么惊心，如若是一个肉瘤，恐怕也得将人撑死；何况这团肉里还有生命，有思想，有命运。刘莲像是忽然醒觉事情有多可怕，也明白它还将更严重，她愣在那里，感觉到眼皮不住跳动，似是她的身体所包裹的某个人正剧烈颤栗。[5]
学者刘禾曾精辟地指出，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防线被诸如暴力、疾病、伤残等打破时，常常会感受到自我遭到侵害，然而怀孕的意味却十分暧昧。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某一通过将女性身体规范化控制妇女行为的社会符码所决定。[9]在此，未婚怀孕使刘莲感受到的惊心和颤栗，将她腹中的胎儿类比于撑死人的肉瘤，在在指向其作为一个女人在人类社会中因为性别而走投无路的悲哀：父权中心的社会性别规范要求掌控她的身体，贞节是其身体醒目的标签，一旦逾越则将受责罚。这种恐惧甚至使她自己抽空犹如鬼魂，在一次半夜起床洗头遇上钢波，“钢波看见她一头滴着水的湿发，面容惨淡，还微微打着哆嗦，像晾在夜风中的一件湿衣裳，一个溺死者的新鬼魂。”[5]
杜丽安对此知识心知肚明。出于保护刘莲的目的，她游说并陪着刘莲去堕胎。对此有必要提及一下叶望生与叶莲生这对孪生兄弟。这对兄弟尽管一母所生，但却来自不同的家庭，哥哥望生被寄养在伯父家，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弟弟莲生则随母亲一起生活在乡下，两人之间甚少见面，其性格、生活经历乃至志向皆完全不同。黎紫书的设置别有用心，刘莲、杜丽安、叶望生、叶莲生这四个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性别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呈现出三组情爱关系：刘莲与叶望生代表的是男主女从的传统情爱观；杜丽安与叶望生代表着消费性质的情欲关系；而她与叶莲生则代表着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理想情爱关系。由于最后一组关系象征了女性情感经历的一种缺失，并借由前两组关系中所体现的对比，小说叙事因此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一方面揭示了叶望生本质上的自私与无情，他从不会将女性放在心上；另一方面则为女性之间谋求情感寄托建立女性联盟提供了契机。
由于胎儿成形，医生以怕丢执照为由拒绝了堕胎的要求。刘最终试图自杀来逃避应对未婚怀孕的命运，杜丽安及时挽救了她。叙事者描绘了两人抱头痛哭的场面：“刘莲自然囤了一箩筐无处发泄的愁苦，杜丽安却实在想不出什么伤心事来，不知哪来那么多的泪水，仿佛身体某处有一口泉。而这哭泣似乎全和情感与精神无关，仅仅是肉身的伤悲。她想起性爱，叶望生给她的似乎效果雷同，而肉身何以如此悲伤与不满？她亦说不清楚。”[5]
尽管叙述者未言明伤悲的具体内容，但这一两人抱头痛哭的场面至少在叙事上具有这样的指示功能：宣泄了女性之间对基于性别的社会压迫机制感同身受的恐惧与无奈。然而，怀孕同时也为女性重建自我提供了契机。叙事者告诉我们，杜丽安在认清叶望生本质以及他永远无法替代自己心中的“最爱”之后，果断地放弃了怀孕梦想，在两人最后一次身体交欢后，留下一笔钱给他，从此结束了这段情爱。刘莲尽管有自己的生母，小说同时提及她逢年过节均会回渔村老家探望母亲，但叙事者从未言及母女之间的情感关系。相反，恰好是在怀孕这一“人生绝境”时刻，陪她共同面对的却是她的继母杜丽安。怀孕不仅使杜丽安分享了刘莲的秘密，更成为刘莲的保护者与同谋者，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在维持表面的母女关系的同时，更成为亲密的姊妹与战友。在杜丽安的授意与秘密安排下，刘莲得以悄悄诞下一对双生子：
你想象她们的亲密。刘莲坐月子时，她们各抱着一个新生婴儿分坐在一张藤架沙发的两头，从外地请来陪月的福建婆由始至终以为她们是亲姊妹。杜丽安知道这份亲密中有一种共谋的意味，把她们连结在一起的，是一个藤蔓般纠缠着又结出累累苦果的秘密，而她们已经无法辨明秘密本身的内容，只能共同分担其中的甘苦。[5]
此处对她们的友好、亲密的描述，可被视为一种翻扰、倾斜男权论述的武器，同时带给女性尊严与力量。未婚怀孕，在此联系的不再是贞节，而是女性身体自主的结晶，男性仅是一个“借种”工具而已。在这里，身为女性的命运与感受，跨越了血缘的阻拦，泯灭了猜忌、怨恨和隔阂。而故事对她们亲密关系的强调还传递了这样一种暗示，即女性之间的关怀、互助和相互欣赏等价值观，可以成为女性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这是女性挣脱父权控制的身体所开辟的另类的生活空间。
四、结语
女性主义研究表明，性别问题并非仅关涉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与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以及其知识谱系的建构有着密切关联。这些精神和知识谱系的建构一直以来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女性也长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其肉身要么成为承载苦难的容器，要么成为欲望的对象，并且其感受与体验往往被男权文化消音、贬低。
黎紫书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食与色两方面书写，呈现了遍布于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对女性命运与角色认同的影响，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藉由日常生活与身体叙事进行主体建构的生命历程。更值得一提的是，借由对日常生活中食与色这两个面向的书写，黎紫书也展现出了女性群体的差异，这当中既有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恪守，也有着以温和而非暴烈形式颠覆男权文化的智慧，并表达了摆脱传统性别角色束缚营谋另类的女性空间的理想。既然日常生活可以为我们揭示两性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提供大量的例证，那么日常生活的视角，也将为关注与落实性别平等、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沟通提供参考，这是《告别的年代》带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M］.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77.
[2]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M].New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79: 153-591.
[3]张洪伟,孟凡飞:浅析《华女阿五》中饮食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60-63.
[4]艾尤:日常生活·身体叙事·性别政治——台湾女性小说“食、衣、色”书写透视[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1):93-99.
[5]黎紫书.告别的年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3,15,62,32,81,228,84,196,170,201,265,271,274,306
[6]刘芹利:试论《女勇士》母女关系中的食物意象[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7-141.
[7]伊丽莎白·威尔逊.时尚与后现代身体[A].罗钢,等.编,消费文化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89.
[8]林春美.在父的国度：黎紫书小说的女性空间[J].华文文学,2008(1):75-82.
[9]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