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推广应用说”，主要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将其推广运用到历史观领域，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在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著作中首先提出了“推广应用说”。列宁认为，当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处于优势的时候，马克思出现于哲学舞台上。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 后来，斯大林在《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又肯定了“推广应用说”，并丰富了列宁的观点。斯大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在斯大林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的认识和研究自然的方法，它既有唯物主义又有辩证方法，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便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这种观点长期遮蔽了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谜的正确理解。我们认为，“推广应用说”存在许多谬误，令人难以信服。
首先，“推广应用说”蕴含了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后，这种说法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从接受黑格尔主义起，到离开费尔巴哈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活动的聚焦点不是自然界，而是德国现实社会。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信奉的是黑格尔主义理念论哲学。他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德国的历史进程的关注主要立足于黑格尔理念论哲学原则，产生了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的十篇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一系列政治评论文章。1843年3月，马克思受普鲁士政府当局的打压而离开编辑部，从“社会退回书房”。1843年初费尔巴哈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了颠倒，强调“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 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重要地位。后来，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表述了与黑格尔根本不同的观点，提出了家庭、市民社会才是决定国家的重要基础，在历史观领域又前进了一步。马克思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谈论了自然，但他与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自然主义者费尔巴哈不同，他不是从爱和友情方面去规定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活动，即把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他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通过改造自然界，人一方面占有自然界并把它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体相互联系并交换他们的活动，实现个体与类的统一。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自然观同他的历史观统一的。在标志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地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主要谈及的是实践观、真理观、历史观、宗教观等，却没有涉及自然观。1845-1846年间马克思在阐述其新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揭露和批评当时德国各种哲学意识形态的实质，系统制定和阐发了其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指导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关于自然观的论述也甚少。文中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对周围的感性事物或对象的直观理解，批评他不知道周围自然界并不是一直存在、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人类社会实践、自然人化的结果。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性和优先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谈论与人不可分割的周围的感性世界、人化自然。因此，关于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自然观先于其历史观的观点是缺乏史实依据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蕴含了自然观在其中的。
第二，“推广应用说”还蕴含着另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因为缺少辩证法，所以导致旧唯物主义不能把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历史观领域，于是旧唯物主义只能贯彻在自然观领域，而不能应用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点存在诸多的谬误。
首先，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包括人在内的，人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费尔巴哈认为自然和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这两种东西是属于一体的”，并且“自然是人的根据”。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中，人只是消极被动地依赖于自然，并不具有不同于自然的社会人的性质和地位。费尔巴哈强调人依赖于自然，这种观点虽然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但是他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这种感性自然，却没有把感性自然理解为个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因而他没有看到人还能动地按照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费尔巴哈对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直观性理解，使他无法审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被消融在自然之中。旧唯物主义即使把他们的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我们所说的历史领域，总体来说它仍然是一种自然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