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奥秘，不应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外部关系中去寻找，应该到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内部，应该到对感性对象的不同的理解方式中去寻找。
在1843—1844年间，即在马克思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而处于“费尔巴哈派”阶段期间，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的因素在渐渐萌发。马克思开始特别关注现实生活，注重对人们物质生产劳动的研究，已经开始产生了把感性对象当作感性活动去理解的思想。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认为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异化以及这种异化被扬弃的过程，并且认为对象性的人、现实的真正的人是自身的劳动的结果。同时，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虽然“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吸取了斯密学说中关于劳动的对象化及其创造作用的合理思想，但是他只知道一种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却把劳动理解为现实的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感性物质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马克思还提出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不同，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生活就是人自身的对象。他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已经敏锐地发现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发展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以往各种唯心主义总是把宗教、艺术和文学等这些所谓“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看作人的类本质的活动形式，但是马克思却认为只有工业的发展和它的已经形成的客观物质世界，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他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虽然一方面强调了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自由自觉的劳动（非异化的劳动）规定为人先天具有的类本质，从而使劳动具有了超历史的、纯粹思辨的性质。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以抽象的、非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理论逻辑，使他不能真正立足现实的物质生活本身去考察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活动。
1845年春，马克思移居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又重读了费尔巴哈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他开始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因为他自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思想在唯物主义原则上存在重大的区别。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切入点是批判旧唯物主义对感性对象的理解方式，因为旧唯物主义把感性对象理解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所以它把意识的产生看作人对客观自然界的直观反映的结果，而不是看作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即实践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把这种唯物主义命名为“直观的唯物主义”。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不能把人的周围感性的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及其产物；在认识论上，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在认识观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关于认识的基础、认识运动的动力、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方面都因为缺乏科学的实践观而陷于谬误。在历史观上，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看不到社会历史的物质性，只是在人的理性、爱的呓语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这种旧唯物主义，概言之，就是在处理哲学基本问题方面没有对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认识，没有达到把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理解为社会存在与人的意识的关系。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定义了旧唯物主义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与直观的唯物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感性对象提出了新的理解方式，即把感性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实现了人的意识活动与人的物质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马克思从人的实践角度把握人的感性对象的理解方式，在哲学史上引起了深刻的、全面的、伟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