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体现国家战略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外语能力，不仅在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在对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服务中举足轻重，其建设需求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正相关，随着国家战略定位的变迁而变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样一个国家战略定位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势必发生战略转型。
（一）外语能力服务导向转型：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
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正式提上日程。当年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明确提出“学好外语以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的外语教学方针，并把此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执行。3 确实，在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从封闭大国转向开放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通过外语学习汲取各民族各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可谓是服务于当时炼石补天的“引进来”战略的外语教育方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外语教学的任务主要围绕学习先进国家的优秀文化思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等目的展开，国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扩大外语教学规模。《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制定、大学外语学科分类以及30多个外语语种的开设、高校公共外语教育的实施等，都为发展国家外语能力提供了一定数量和质量上的积累。可以说外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为改革开放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懂外语的技术人才，深刻的助力了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近10年，随着改革开放纵深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和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文化与中国技术源源不断地“走出去”。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国际行走中，外语作为沟通工具决定了它在这场“走出去”国家战略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很明显，之前为“引进来”服务的外语战略已无法满足国家经济社会战略转型的需要，外语服务导向务必在原先为“引进来”服务的基础上转向为中国“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大局服务。
（二）外语能力需求转型：从“内需型”转向“外向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的外语教育导向长期受政治和社会条件所限，以满足国家外交外事工作需要为目的；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在学习外来科技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引进来”战略背景下，特别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外语人才一度备受青睐，成为就业市场的 “香饽饽”，学习外语蔚然成，国民进行外语学习的动机主要源于单位求职和学校考试之需，具有极强的工具性。根据需求对象和属性，无论从战略需、现实需求考虑，还是从社会需求或是个人需求出发，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能力需求主要是为了满足国民有限的外语生活需要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属于“内需型”。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扩大，来自自贸区建设、多边谈判、海外投资、高铁出海、“一带一路”建设等战略领域和行业的“外向型”需求激增，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对国家外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外语教育不仅仅要满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为各行各业培养与选拔各类外语人才的“内需”，还要满足国家、国民经济的对外发展战略、中国在亚洲乃至国际上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之需。因此，当下我国外语能力建设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向型”变革重任。
（三）外语语种需求转型：从“单一型”转向“多元型”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政治原因，国家对外语语种资源的需求长期处于非常单一的局面。后来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家对外语资源的需求剧增，但一段时期以来，对语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英语、法语、日语等通用语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其建设的推进，中国与相关联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共同利益诉求更现广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这些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对通晓这些国家语言文化的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尤为突出。“一带一路”79个沿线国家使用60多种语言，其中非通用语种为56个，而目前在我国高校开设的只有不到20种。4国际地位的上升、涉外事务的广度和深度的剧增、非通用语人才的缺乏，都突出了“单一型”语种结构失衡问题，加大了国家语种需求向“多元型”转向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