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武举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太宗开启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国家和平稳定，战事较少，使得军人的地位明显削弱，甚至当时的教育将子女习武行为视为不齿、不孝。军士地位日渐颓靡，三卫中“勋卫”是唐初奖励军功者的官位，有着无上荣耀，却随着战争的减少转为“历年不迁，士大夫耻于为之”的弱势地位。《资治通鉴·卷252》中记载：“巢，善骑射，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由于选官制度的严格，落选的部分不第者选择落草为寇。当时社会武则天首设武举制一方面在于整改往日重文轻武所致日渐低迷的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意欲通过笼络技艺精湛的武备人才以制衡旧贵族反对势力，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为一部分精研武艺者谋划了出路，大批精悍军事人才得以崭露头角，为初唐的太平盛世奠定基础，其实践性的提出极大程度上为社会稳定提供合理化建议。历朝希望通过武举制度选拔出具备优秀素质的军事人才，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一改人民忘战日久而下的局面，形成尚武风气。武举制度不仅克服往日单纯依靠封建道德和家族阶级招收人才的倾向，更重要是建立整套统一的内容、标准和程序以使得考核初具规范化。
2武举除官制度化的表现
由于武举制对有名次的习武人士有官制封赏，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加速了传统武术成为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一部分。当代史学家郭沫若曾对其有八字评论“政启开元，志宏贞观”，高度评价了武皇将武举制编入选拔人才的考核标准。武举制的产生打破了以往只有文人学者入仕途的局限性，甚至不乏弃文从武，文官习武的现象，尤以唐朝为盛，纵然是田园诗著称的孟浩然在《送告八从军》中仍有“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的佳言。武举制的诞生从根本上肯定了武者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价值，提高了习武之人的社会地位，为后世提供以武除官的先例，对重文轻武的固化思维形成冲击，从而导致当时社会将传统武术与理论基础协同作用于培养混合应用型人才。武举制为中华武术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为民间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