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罗斯认为：“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9]他认为文本中蕴涵着历史，历史通过文本延续下来。同时，新历史主义在分析文本时强调主体可以通过文本构建历史，这种理论“将文学放在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部和交汇处”，重视文学文本如何参与历史的建构。《巫师简史》对于新历史主义的传承表现在它将目光投向了历史的裂隙处，通过对民间历史的书写，将客观的历史主体化，将必然的历史偶然化。
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注重人的革命性，并以革命道德的实现作为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巫师简史》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一方面，《巫师简史》肯定了人的生命价值。赵天国是猫庄的族长兼巫师。他有朴素的生命观并以保猫庄百姓平安为己任。他不允许猫庄人当土匪，也不允许他们去参军。在他看来，一切仁义道德都得向猫庄人的生命让步。为了避免猫庄的年轻人被抽丁，赵天国瞒报人口数目、贿赂长官，甚至私自扣留曾伯的金子充公。尽管这些举动颇为刻板，但赵天国的形象并不让人感到面目可憎。他为猫庄尽心尽力，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猫庄。在那个年代，面对残酷的现实，“活着”才是猫庄人唯一的也是最奢侈的追求。另一方面，小说也肯定了人的英雄主义价值。《巫师简史》中的土匪不全是穷凶极恶的存在，他们身上也有着人性的闪光点。土匪龙大榜和赵长春自觉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以对抗日本侵略者，二龙山的“英雄”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不顾一切，奋起反抗的英雄主义气息，虽然其名为“匪”，但面对民族危亡，他们忍辱负重，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铮铮铁骨。在小说中，赵长春满怀国仇家恨伏击日本侵略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在他们身上延续了梁山好汉式的精神气概。土匪固然有粗野、残忍的一面，但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也是值得讴歌的。
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着重描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新历史主义强调“偶然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波普尔认为历史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一种演化的规律，“在演化过程中探求‘永不变异的秩序’的规律决没有可能属于科学方法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生物学中也好，还是在社会学中也好。”新历史理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人在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的命运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在机缘巧合下走到了历史分岔路口。在《巫师简史》中，于怀岸塑造了一个民间抗日英雄赵长春的形象，但赵长春与杨子荣等红色经典小说中的革命英雄有很大区别。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深入匪穴，与小分队里应外合一举将“座山雕”等土匪全部活捉，显示出人的能动性。他的行动轨迹彰显了革命终将胜利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小说中的体现。而赵长春的抗日举动并不具备主动性。因赵天国夫妇反对他和彭武芬的爱情，赵长春在走投无路时愤然离家出走，并参加了抗日队伍，后来又因抗日失败而牺牲。这些偶然的事件时刻都在改变赵长春的人生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在小说中的体现。于怀岸通过对赵长春这一人物的命运书写消解了历史的必然性。
传统历史主义注重对崇高的、官方历史的书写，新历史主义则看重对民间历史的写作。与主流观念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不同，《巫师简史》是从民间立场出发来描写历史的，其目的不在于恢复历史真实，而在于试图建构一种民间视角的抗战史诗，从而丰富和深化“真实的历史”。位置偏僻闭塞的猫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生活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传达出民间的生活面貌和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于怀岸以猫庄这个小山寨为中心，用各色人物在历史中的际遇描绘了民间的历史，展示了湘西在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小说里，赵氏家族的故事与湘西的历史紧紧相连，比如赵长春在嘉善与敌人血战，负伤后来到了二龙山当土匪，并开始了抗日活动。但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自发走上革命道路不同，赵长春是因为爱情受挫，负气出走才走上革命道路，正是这一冲动出走影响了赵长春的人生选择，成为左右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与他具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彭武平，他走出猫庄后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彭武平的抗日活动也充满了命运的偶然性。在这场波及全中国的抗战中，民间力量崛起了。赵长春和彭武平作为民间力量的代表，他们对于历史的见证表达了对主流历史话语权威的不满。虽然赵长春等人的活动仅仅局限于湘西地区，但小说通过他们的故事消解了主流历史话语的权威，建构了一种“真实”的民间战争历史，丰富了历史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读者对历史的多方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