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我们习惯以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作为南朝刘宋文学的代表作家。实际在刘宋时期，鲍照的文学地位是不足以与颜谢相提并论的，从时人的种种评价可窥知一二。如钟嵘：“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也。”沈约概述元嘉文坛：“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江左均以颜谢并称，“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裴子野《雕虫论》也说：“爰及江左，称彼颜、谢。”就历史地位来说也一样，沈约所编定的《宋书》中谢灵运和颜延之都有单独的传，鲍照只是附在临川王道规的传记后，记载十分简短。三人地位的差异虽与政治身份的差异有关，但也客观说明了鲍照在当时的影响有限。后人之所以把谢灵运、鲍照、颜延之相提并论，源于宋严羽在总结元嘉时期创作时所作的总结，“元嘉体”之名，最初见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
虽然鲍照在南朝时的文学地位还不足以与颜谢比肩，但是鲍照的创作足以自成一体，且鲍照的这种创作风格对当时文坛产生过不少影响。鲍照开创的寒门文学在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如钱志熙所论：“晋宋之际，随着门阀政治的解体，新兴的政权利用寒素族的力量，使寒素族这一阶层又能作为相对独立的群体活跃在士人社会中，不仅出现了不少政治实权人物，而今且产生了一批文士。这些文士具有与门阀士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因而思想、行为、人格也都与门阀士人有差异。他们的出现，显然是为文学输送了新鲜的血液。鲍照是这时期寒素文士的代表，他和他的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对齐梁文风进行总结时，归纳出了主要的三种文风，其中之一为“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这一类作家被认为是“鲍照之遗烈”。钟嵘则认为鲍照诗“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对上述文字的理解为认识鲍照风格的关键。在萧子显和钟嵘的总结中，前者认为代表鲍照体的特色为“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后者将其归纳为“险俗”。紧扣这两个特色有助于厘清鲍照体的基本特质。
则“险”、“急”、“俗”当为鲍照作品的核心特色。学者于此已有诸多论述，如曹道衡、沈玉成认为“险”指的是“能用新奇的想象和独特的语汇创造别开生面的意境”。丁福林将“操调险急”解释为“鲍诗之造语新奇和音调的急迫不舒缓”。又黄节称鲍照“隶事过隐，而善自造辞。章法奇变，有类楚骚。”钱仲联《鲍参军集注》的注释中曾提及一些词为鲍照自造词。已经提出其“险急”“险俗”风格的形成与其诗歌中的用词有关，但这一论题或有进一步详细阐释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