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的写情小说把女性人物作为重点描绘对象（比如张棣华、朱婉贞），她们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既有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又有牢不可破的、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观念，她们始终信奉“烈女不嫁二夫”的伦理准则，自觉地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伦理中。在《恨海》一文中，张棣华和王娟娟自幼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分别许与陈伯和、陈仲蔼为妻，他们本应该自由幸福地度过一生，然庚子事变彻底改变了两对男女青年的爱情和生活轨迹。王娟娟跟随父母回苏州老家避难，伯和护送白氏母女去上海寻亲，仲蔼陪同父母留在北京。在逃难过程中，虽说陈伯和与张棣花早有婚约，然并无真正的成亲，为防男女回避之嫌，张棣华处处躲着伯和，不敢与他亲近。伯和为了不让棣花为难，也不与白氏母女同住在一间屋内，致使伯和受冻染病。张棣华心疼伯和，想要照顾他，又碍于礼数，不好直接表现出来，左右为难，又暗暗自责不已：
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
一觉醒来，张棣华情不自禁地向伯和那边看了一眼：
只见他侧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夹被窝翻在半边。暗想此刻天将黎明的时候，晓风最易侵入的，况且正对了那破纸窗，万一再病起来，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盖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亲，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谅情要动身的了，不多睡一会，怎禁得在车上劳顿？待要叫醒伯和时，又出口不得。
张棣华想要照顾生病的伯和以全为妻之德，怎奈碍于封建宗教礼数又不敢越雷池一步，把一片小儿女心思全通过内心独白展现出来“若是成了礼的夫妻，任凭我怎样都不要紧，偏又是这样不上不下的，有许多嫌疑，真是令人难煞！”。她一边担心，一边又小心翼翼地与伯和保持着距离，又不敢对任何人说知，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安。后来伯和走失，她担心更甚，又要照顾因惊吓而生病的母亲，一个弱女子在兵荒马乱之际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坚毅和倔强性格。最后经历过千辛万苦回到父亲身边，这才发现伯和已经沦落为了嫖妓、娶妓、嗜烟、鬼混的浪子，但她丝毫没有埋怨伯和，还多次恳请父亲为他治病，劝说他回头。直到伯和病重，她才放下男女之嫌，以未婚妻身份伺候伯和，亲持汤药，甚至以口哺药。最终，伯和病逝，她断发出家，为伯和守节。整篇小说以张棣华的感受、经历和视角组织全篇，女性成为作者描写的主要人物，男性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加弱化，甚至成为一种特定的符号存在着。比如，《劫余灰》中，全篇以朱婉贞历经百般磨难逃出困境为主线，得知陈耕伯“已死”的假消息后，不仅不想着改嫁或者退婚，还主动提出要到陈家奔丧，侍奉公婆终身，作为男主人公的陈耕伯只是在文章开篇和结尾出现，作者并未过多的描述和表现。在吴趼人的言情小说里，作者着重描绘了女主人公在遭遇社会动荡或各种不幸时的坚忍不拔和勇于面对困难的顽强性格，却有意弱化对男性人物的塑造，形成了特有的“女强男弱”人物设置模式。通观其写情小说中的男性人物（比如陈伯和、陈耕伯、秦白凤），要么品格不良、沦为浪子（陈伯和），要么身体孱弱、无能为力（秦白凤），或者只是作为一种男性符号出现，仅在文章开篇或结尾处提及而已（陈耕伯），并未起到正面的烘托作用。作者花费心思设置“女强男弱”的人物关系，就可以腾出大量的空间和精力重点描绘女性形象，塑造女性性格，即“为女性形象提供更多的话语空间，以便更好的宣扬自己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