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录分类
《金楼子·著书篇》，将其作品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这在历代子书中十分罕见。春秋时期，孔子编《六经》，六类各有其书。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著《七略》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因其中辑略为总序，称六分法，东汉班固之《汉书·艺文志》亦是如此。梁阮孝绪之《七录》为七部分类法，然正如章学诚所言：“《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随着各类文献的增多，此种分类方式已无法满足时代之需，晋武帝时，荀勖受郑默影响将图书分成四大类，《隋书》记载云：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时代所趋，萧绎亦以甲、乙、丙、丁作分，观每部分所属，与后来《隋书·经籍志》之经、史、子、集类似，究其目录学观念深受封建社会正统观念价值体系之影响，以经为首，其余次之。
纵观《金楼子》之目录，则有兴王篇、箴戒篇、后妃篇、终制篇、戒子篇、聚书篇、二南五霸篇、说蕃篇、立言篇、著书篇、捷对篇、志怪篇、杂记篇、自序篇，前三卷，从“兴王”到“后妃”可谓历代君王成败、后妃事迹之梳理，中不乏神异之事，值得注意的是萧绎将其父梁武帝遭太后忧之事写入《兴王篇》，将其母阮修容的事迹写入《后妃篇》，且具有纪传性质，这在子书中是极为少见的。自《终制篇》至《聚书篇》则合乎礼之规范，写礼制、个人藏书，均为当时人所重。《二南五霸篇》仅存三条，与《说蕃篇》同，可归于史之议论，见萧绎对于皇子藩王身份的重视。《立言篇》上下虽内容较冗杂，但萧绎的文学观主要集中体现于此，为历来学者研究的重点。《著书篇》与《自序篇》可放在一起，自述生平心迹、著书之由。至于《捷对篇》、《志怪篇》、《杂纪篇》上下，可归之于杂，多神奇怪异，论辩巧思敏捷之事，颇有《世说新语》之遗风。
根据其排列次序，可以看出经史立于前，文学归于后，大体合乎古人一贯的顺序排列规范，由此可见萧绎著书具有一定的保守性，防范着文学对道的背离，然于著书创作中，终是保留了文学的一席之地。
2.“文笔之辩”
章太炎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言：“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认为文笔之分始于晋宋，此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总术》篇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无韵”成了刘勰区分“文”“笔”的关键，其中的“韵”究竟是指称“韵脚”还是“声韵”，至今众说纷纭，但刘勰之“文笔论”多与文体相关，与萧绎之“文笔”大有不同。
《金楼子·立言》篇云：“然而古人之学者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近代学者中刘师培最早注意到《金楼子》的价值，他引此言为例证，同《文心雕龙·总术》篇言，得出结论：“是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盖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虽根据时代现实向前推了一步，但仍在“韵”、“偶”中打转，观点比较陈旧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