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形成与传播，特别是“异质化”的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明显，使党的理论传播面临的挑战和矛盾更加复杂。面对“分群化”的受众，创建与之相适应的传播生态是提升党的理论传播力的关键之所在。
（一）把控公共传播空间的宣传主导权
“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罗杰斯著，2005: 137）。信息传播是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类型繁多，包括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等，无论那一种传播活动都需要在特定的传播空间中进行。传播空间是信息的交汇点，各种意指符号在这里汇聚，产生意义并进行交流和传导，既隐含传播者的意图，又为受众的社会行动予以暗示。传播空间大致可分为公共传播空间和私人传播空间，前者属于“公域”，后者属于“私域”。“在公共话语权掌握在大众媒介手中时,对专业精神的敬畏和职业的操守, 使得媒介域在‘公域’和‘私域’之间理性分配”（占琦、苏静，2016）。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与盛行，公共话语权向全体社会公民开放，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媒体为了迎合受众，一方面，将本该属于私人传播空间的私人话题引入公共传播空间，传播空间中的“公域”被“私域”所挤占；另一方面，将公共议题包装成能够吸引受众注意力的话题，致使媒体的正面社会导向作用受到削弱。这就引出公共传播空间的治理问题。事实上，“从符号在公众中流传之初就有了对卷和装订手稿轴的审查,” “只要战争和匮乏一天不在人类的视线中被赶走，审查就不会取消，也就是说永远不会取消”（ 德布雷，2014：402-406.）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建立了严格的对宣传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专门机构负责此项工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是：既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又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这为传播空间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至于其实现方式，可结合人类生存空间的变化来探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综合运用，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赛博空间（cyber space），这是一个以信息和知识为交换对象的虚拟空间。至此，人类便进入了由网络、物理、社会三个空间组成的三元空间时代。”（杨银娟、柳士顺，2020）就三元空间而言，物理空间主要通过张贴、墙报、挂横幅、广播、大屏幕等显性形式传播，可借助城乡空间治理队伍来监管。社会空间主要是口头传播，由于结合肢体语言，传播过程伴随情感交流，因而增强了传播力度。社会空间中对于公共议题的传播通常以在地聚集的方式进行，监管的重点在于是否转化为群体性事件上，党委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已经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处理程序。网络空间主要以符号、图片、文字、音频及视频等方式进行传播，自媒体的出现模糊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边界，受众成了传播者。问题是普通的受众基本上没有经过宣传方面的专门培训，政治意识不可能很强，再加上网上传播可以隐身，传播内容比较容易出位。更有甚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让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变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委政府有责任强化对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监管，但在监管过程中要把握好一个度，监管过松可能引发不当信息的病毒式传播，监管过度又会压缩虚拟表达空间，可能因情绪缺乏宣泄途径导致极端情绪的爆发。不管怎样，最起码应保证公共传播空间的公共性和正面导向性。
（二 ）发挥个体党员的“群”中传播力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集结成群是人的天然需求，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是人必然隶属于某一个或几个“群”。互联网出现之前，中国人大多以血缘、姻缘、地缘、业缘、情缘等聚集为群。微信、微博、QQ等社交媒体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再组织化”，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基于共同关心的议题、志趣、爱好等重新组合，形成各式各样的“群”。一言以蔽之，个体的人通过“群”而融入社会。
据中央组织部党内统计数据资料，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每位党员毫无疑问均属于某一个或几个群。如果参照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的要求来要求现今的党员，让每一位党员都成为所在“群”里的宣传者，那么，党的宣传工作就会遍及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群”，扩散之广自不待言。
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民众被涌泉般的信息所淹没，有限的注意力在超载的信息分化下频繁地被分散。即时性是现今时代信息传播的突出特点：即时产生、即时传播、即时覆盖。这为党员参与宣传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宣传者，首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可信度。一般说来，无私利或者损失私利的宣传更容易被接受，也更有利于提高可信度。这一点，对于党员来说算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其次是表达方式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的证据化表达；一是通过出乎意料的刺激触发人们的即刻认同。前者注重理性，后者偏向感性。至于选择哪一种，就要看受众的特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工作特别重视宣传对象的特性，比如，对普通农民宣传“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对佃农及自耕兼佃农宣传“反对苛租”；对小私有者农民宣传“反对土豪劣绅”；对国民党政府领域内的农民宣传“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等等。（中央档案馆编,1982:198-200．）今天的“群”中宣传，同样需要用“群”中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来进行，切忌生硬的说教式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