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沿革过程。独立战争以前，由于受欧洲各国教育的影响，宗教在各个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各级各类学校都以宗教教育为主。教师处于主宰地位，学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此时的美国学校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课堂管理体系，教育主要由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等来承担，课堂纪律的管理比较严格，棍棒和鞭子是教师上课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真正意义上形成课堂管理体系是在19世纪中期，公立学校运动的发起，才使美国开始出现公立课堂，也使得美国学校的纪律管理、课堂的纪律管理成为教育中的重要议题，从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主题。
一、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
19世纪中期，由于美国的贺拉斯·曼（Harace Mann）等人在马萨诸塞州发起的公立学校运动，使美国的初等教育逐步普及，于是美国开始出现了正规的学校，正规学校多了，这样才使得课堂纪律问题成为当时的一个主题。在此之前，美国的教育都是零散的，北部各州的教育还延续英国的做法；中部各州的教育延续着欧洲各国的做法；南部各州采取的是殖民地时期家庭教育的做法。由于当时公立课堂还没有正式形成，所以很难界定北美公立课堂的样态。因此，本文在梳理美国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历史沿革时，主要分析19世纪中期以后的演变过程。
（一）社会与教育背景
19世纪中期，美国的贺拉斯·曼等人在马萨诸塞州发起了公立学校运动，并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美国的第一所公立小学，进一步推进了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美国初等教育逐步普及。使原有的学校逐步形成一个有秩序的体系。可以说，美国公立学校的建立不仅为美国完整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美国普及义务教育运动提供了新的开端。
受宗教教育的影响，美国教育延续着基督教“原罪说”的做法。他们声称儿童是带着“原罪”来到人世的，因此，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他们认为教育学生的手段要靠惩罚来完成。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在童年时不爱读书，喜欢玩耍，但一想到不按照长辈要求的去做就会挨打，所以他对课业从来不敢怠慢。他在《忏悔录》一书中这样写道：“你（主）利用一切催促我读书的人的错误使我得益，又利用我怠于学业的错误而加之惩罚；我年龄虽小，但以罪大恶极，确应受惩罚。你利用那些不为我利益打算的人来造就我，又使犯罪的我受到应受的处分。你促使一切不正常的思想化成本人的罪刑，事实确然如此。”[1]奥古斯丁认为自己之所以服务于上帝，与自己童年时受到的惩罚是分不开的。最终他得出结论：“学生的任何学习都是需要在惩罚或监督下进行的，戒尺、皮鞭和棍棒是教育和制服学生的不可缺少的工具。”[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靠训育[ 注：训育是指有目的地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使他们具有完善的道德观念，并形成完善的道德品格。]来完成。在当时美国的校园内，训斥、体罚学生成为普遍现象。公立学校运动的发起人贺拉斯·曼对此做法极为反感。他曾反问：“曾有一个到美国学校参观六周之久的外邦人士不曾听见过教师对学生的忿怒斥责声，没有看见过教师对学生实行拳击，甚至在孩子头上打耳光的吗？”[3]他还曾揭露波士顿文法学校惯用牛皮鞭子体罚学生的行为。他认为，体罚并不能拯救儿童的心灵，而且暴力常常导致暴力。一个人如果学生时代惯于接受暴力，那么，他长大后也必然崇尚暴力，所以他坚决主张废除硬性管压及体罚。 [4]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在教育领域中，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更加迅速而系统地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美国形成了完整的教育制度，包括：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学校制度。学校制度的确立，使得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一并成为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并且此时与学校运营的相关匹配的一系列的教育制度逐步完善起来，这其中包含了学校管理制度、课堂管理制度。同时，随着美国工农业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也对教育的管理方式日益提高。加之，由于工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运动的兴起，使得企业主对教育愈来愈重视，因为企业家发展企业依赖于学校，学校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着他们企业发展。因此，许多企业家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向、课程、教学及管理都提出意见。在管理方面，企业家认为学校教育对学生存在着不合理的认识，强调压制学生的行为。而学校认为学生极其幼稚，必须需要成人的严格管束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以至于有人对当时的学校提出这样批评：“学校一味压制孩子们的活动本能，仿佛孩子们都是白痴和心智呆板者。”[5]
19世纪末期是美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也是它的工业化体系建立的时期，社会、工业、农业、技术等领域都对教育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政府、公众关注教育的发展。并且将国家进步、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学校教育上，进而加强对学校地控制和管理。由于美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各大领域（工农业、技术等）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对学校管理、课堂管理也重视起来，意识到学校、教师一味压制学生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并试图通过改革等方式对学校教育进行改变。
（二）美国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状况
在美国，由于受教会学校的影响，受长期以来基督教的原罪论所支配，其中，基督教兄弟会学校的校长、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思想在美国风靡一时，受夸美纽斯的早期思想的影响，美国十分强调课堂纪律，夸美纽斯指出：“学校自上而下无论谁都不得有任何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6]因此，犯了错误的学生都应该受到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以后不再去犯。夸美纽斯所强调的秩序、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纪律被以后的传统学校所继承，同时为现代注重课堂管理秩序、规则与纪律打下基础。19世纪中期的美国小学课堂纪律管理比较重视对学生言行的约束，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言行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因此，课堂上以传授灌输为主，体罚现象时有发生。
另外，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留德学生梅墨尔瑞兄弟（Memurry Charles and Frank）和德卡模（De Garmo）将德国教育家约翰·菲力德利赫·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的思想引入美国，给美国的小学课堂纪律管理增加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赫尔巴特沿袭了基督教的性恶论，他指出：“起初儿童并没有形成一种能下决断的真正意志，有的只是一种处处都会表现出来的不服从的烈性。这种烈性就是不守秩序的根源，它扰乱成人的安排，并把儿童未来的人格本身也置于危险之中。……其烈性的克服是可以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而且是为了完全获得成功，这种强制恰恰必须是强有力的，并必须经常重复使用。”[7]可见，惩罚在当时比较普遍，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以至于1892年赖斯（Joseph Mayer Rics）在学校调查中发现教师还经常采取斥责手段对待学生。[8]赫尔巴特认为，课堂管理在于调节学生的外部行为，使他们有纪律，最终“造成一种守秩序的精神”。可见，他赞同课堂纪律的管理要十分地严格，当学生出现错误时，教师要采取外部地体罚来使他们遵守规则，从而维持课堂的有序发展，保证课堂良好的纪律产生，赫尔巴特的思想对19世纪的美国小学课堂纪律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