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松梢风不同于带着某种使命来到中国的从军作家和文人，他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到中国，与作为特派记者登上广袤苍凉的中国东北并写下游记《爱弟通信》的国木田独步、作为军医转战中国北方各地写下《歌日记》的森鸥外、受到当时南满洲铁道会社总裁的邀请到中国地区旅行并写下游记《满韩处处》的夏目漱石、描写中国江南风光的《支那游记》的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的中国游记《南方纪行》等大部分带有调查色彩的考察记或浮光掠影的游记不同，梢风前期的数度访华，一般都不带着特别的使命或受报纸杂志的指派，他到中国来，纯粹是作家个人的游历，因此他对中国的论述，重在描述个人的体验，表现个人的鲜活感受。无意间就留下了更多真实的内心吐露。
梢风到中国的游历及有关中国著述的出版，主要在1923~1933年间，也就是在大正的中后期和昭和前期。“这一时期由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乃至于险恶。通过一个个体的研究来考察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的日本文人，或是日本的知识阶层的中国观，对于我们透视和把握日本侵华战争酝酿期至爆发期期间的一般日本国民的心态也许是不无裨益的。”因此村松梢风的中国观不能说一定具有代表性，但至少是日本文人中的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