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史》的发生离不开教育，它是王哲甫为了从事新文学教学编写的课程讲义，是教文学育活动的重要元素之一。
关于《运动史》作者王哲甫的生平资料不多，其参与教育活动的基本经历是：1919年进入山西太谷铭贤学校中学部学习，1923年中学毕业进入铭贤学校大学预科班，1925年从大学预科班毕业升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回到母校铭贤中学担任国文教员，1932年暑假从铭贤中学离职进入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国文系任教，1933年8月离职。从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离职后，王哲甫就结束了自己的教育生涯，据1937年9月刊印的《铭贤学校毕业同学录》记载，王哲甫的任职单位为开封印花烟酒税局。《运动史》是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国文系任教的一年中为讲授新文学编写的课程讲义。
为课程教学编写，编写完成后正式出版。《运动史》从发生到出版，都与教育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民国大学素有讲义传统，在二三十年代使用最盛。讲义作为一种教育要素，在民国教育活动中处于中心位置，与教员、学生、课程、政策、校规等都有密切关系，它看似由教员自由编写，实际要受到教育政策、学校教学要求、课程性质、学生能力和期许等多种教育元素的影响。《运动史》的编写自然也不例外。王哲甫在自序中称“编著本书的计划，在三年以前我就有过这个意思，但是整天为衣食劳碌的我，少有执笔的工夫，结果只搜集了一些零碎的史料而已。这一年来因担任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新文学功课，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得以完成我数年来所计划的工作。”之前三年未能完成的工作，大学任教后一年即完成，可见教学的现实需要是催生《运动史》最重要的原因。学程的长短、学时的多少也会直接影响《运动史》的规模，而到30年代已基本稳定的讲义体式则会影响到《运动史》具体的章节设置和内容安排。
民国大学讲义因教学需要而生，讲究实用。随着教育部不断的政策规范和教员对学科认识的统一，到三十年代讲义的体例已基本稳定下来，如分章节立标目、概述与举例结合、局部体量均匀等都是讲义突出的体例特征。王哲甫编撰《运动史》也要遵循这种体例。明确的章题目，第一、二章介绍背景，三、四章介绍事件，五、六章介绍创作，七、八章介绍两个专题，九、十章为资料附录，同类型章节体量大体相当，既有宏观概述也有典型例证，章下设若干小的知识点。这样的结构安排有编撰者的主观想法，也明显受到当时讲义体例的影响。囊括背景、事件、作家、作品，符合文学史课程要求，概述与举例结合，章节间的相对均衡，零散短小便于组合的知识点，保证了覆盖面和讲授效果的同时，也使每学时讲授的内容更容易完整，非常适用于课堂教学。
至此我们可以站在教育活动角度回应过往对《运动史》的批一些评：如傅红蓼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批评《运动史》“除了这三章（前三章）之外，其余七章都是一些史实底记载”；贾则复在《评王哲甫的新文学运动史》中批评《运动史》是“割据式的组织”，缺乏系统性和有机性……站在学术研究角度，他们的批评不无道理，但站在教学角度就会发现，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实用的，背景、事件、创作、专题、资料各两章，相对独立，可以根据学时需要自由取舍，让讲授的内容尽可能完整，而资料、专题、创作又可作为例证穿插到背景、事件的讲授中，实现述例结合的效果。因此，《运动史》作为授课讲义，其结构中某些看似不完备的安排，其实是遵循讲义惯用形式，服务于课堂教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