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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与学之间积累内容
 
更新日期:2021-11-30   来源:   浏览次数:113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民国大学国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的多为取得了一定创作成绩的新文学作家,周作人、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苏雪林、林庚,他们都选择环境氛围好,待遇高

 
 民国大学国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的多为取得了一定创作成绩的新文学作家,周作人、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苏雪林、林庚……,他们都选择环境氛围好,待遇高的大学担任教职,取得一份稳定收入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相比之下,王哲甫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虽然对新文学抱有热情,在求学和任教期间也发表过一些新文学创作和评述性文章,但终究不算是取得一定创作成绩的作家,他与当时文坛的关系是疏离的。正是这种疏离关系,王哲甫才会在《运动史》第一章讨论“胡适之的死文学与活文学说”时,错把胡适之与胡适当成两个人。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王哲甫讲授新文学的特殊性,如果说朱自清们是因作新文学而授新文学,那么王哲甫就是因学新文学而授新文学。概言之,王哲甫在铭贤学校和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学习、接触到的新文学决定了他如何讲授新文学,决定了《运动史》的内容。
王哲甫中学和预科阶段的学习是在山西太谷铭贤学校完成的,该校以“学以事人”为校训,将“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学校的教育活动中。受学校教育的影响,铭贤学校的学生较早就有了职业志向。1924年铭贤学校对学生做过一次职业意向调研,结果显示有71%的受访学生有专一或宽泛的职业意向,专一职业意向中选择从事教育工作的有17人,宽泛职业意向中选择改良社会的有31人。无论是有职业意向的学生比例,还是愿意从事教育或相关工作的学生比例都是比较高的。“学以事人”的校训也影响到王哲甫,从他学习和最初的职业经历看,从事教育工作当是他在铭贤学校和燕京大学学习阶段的职业志向,他的学习也会因为明确的志向而更有针对性,为从教而受教,使王哲甫从事的教育活动与其学业积累之间有了更密切的关系。
纵使王哲甫抱着未来从教的目的学习,我们也很难将他校园所学与《运动史》的内容做完全对应。这也正是教育效果研究的困难所在。这里将尝试从整体观念、章节设置、具体内容三个层面各选取一个点,考察《运动史》与王哲甫所接受的文学教育的关系,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说明问题。
首先是新旧文学并存的态度。《运动史》第一章题目为“什么是新文学”,这既是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也表明了作者的立场。“文学本来没有新旧的区别,新文学这个名词,是民国七八年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经常见于书报杂志上的,以前概不多见。新文学的取义,不过是对于昔日传统的旧文学而言,是中国文学上的一种革命运动。然而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也不容易划出一道鸿沟来,很精确的区分它们。”在第一章的最后,王哲甫再次强调,“第一我以为文学本没有新旧之别,所谓新文学的‘新’字,乃是重新估定价值的新,不是通常所谓新旧的‘新’。”不简单割裂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关系,接受胡适“整理国故”的观点,这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苏雪林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类似,但王哲甫并非作家,参与现实的文学活动较为有限,因此他对新旧文学关系的认识并非在新文学创作活动中形成,而主要源于自己接受的文学教育。
其实王哲甫新旧文学并存的思想是在铭贤中学学习期间形成的。1924年12月,正在读大学预科的王哲甫在《铭贤校刊》上发表了题为《我对于新文学的意见》的文章,文中明确提出“以我看来这两样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新文学活泼明显。其缺点在肤浅。旧文学雄厚深奥,其缺点在拘束。最好新旧并存。让旧文学专门学识者研讨。新文学讲求普通智识者讲求。这样一方面可保存数千年的国粹,一方面可以促进新文学的应用。岂不一举两得么?”学生的习作是教学效果最好的体现,王哲甫能够从内容、风格、精神等方面区分新旧文学,进而提出二者并存的主张,与他在铭贤学校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铭贤学校高中文科课程有党义、国文、英文、历史、伦理、法制、心理学、医学、哲学、文学修辞、新文学、体育等,专设新文学课,对新文学的重视程度甚至强于很多大学的国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程,新文学书籍自然成为铭贤学生的阅读书目。据铭贤学校1930年“高级中学各科学程一览”,章锡琛《新文学概论》、鲁迅译《苦闷的象征》、胡适《论短篇小说》、孙俍工《新诗概论》、孙俍工《戏曲作法讲义》、汪馥泉《戏剧概论》等新文学研究著作都是高一年级的精读书目,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热风》、《呐喊》,郭沫若《文艺论集》、《橄榄》,郁达夫《寒灰集》、张闻天《旅途》、庐隐《曼丽》、欧阳予倩《剧本汇刊》、刘半农译《茶花女》、焦菊隐译《女店主》、田汉《咖啡店之一夜》为高一略读书目。虽然1930年王哲甫已在铭贤学校担任教员,但新文学在铭贤学校的地位以及对学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且铭贤学校不仅重视新文学,同样重视传统国学教育。1925年铭贤学校国学研究会成立,王哲甫撰写了《本校国学研究会成立记》,宣传国学之价值,发出“整理国故”之倡议。研究会定期授课,侯之麟讲《书经》、徐正之讲《中庸》、李墨斋讲《春秋左传》、王重庭讲《庄子》、白序之讲《诗经》…从倡议的内容和开设课程的情况看,铭贤学校有着较为浓厚的国学氛围,国学教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而王哲甫参与国学研究会并撰写成立记,足见其在国学方面的兴趣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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