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史》甫一问世，其体例结构就遭到批评。山石评《运动史》的结构，“王先生的第二章虽然讲了‘新文学革命运动之原因’，可是跟第一章老老实实是两橛，不生关系”，“这第四章是‘飞来’的，它跟后面两章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只见一段一段类乎‘作家评传’的文字排在一处，我们看不出文坛潮流的趋向”。贾则复在《评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认为《运动史》是史料非文学史，指出全书缺乏系统性和有机性，是“割据式的组织”。站在严谨的文学史研究角度，上述批评是准确而中肯的。但是将《运动史》置于当时的教育环境和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就会发现，曾经遭到批评的形式并非由“王先生”一人设定，更多受教学需要的影响。
《运动史》的前身是授课讲义，王哲甫自序中称出版前对讲义内容做了很多修正，看起来主要是针对内容的。但从民国大学讲义出版的普遍情况看，多数教员都会在出版前修改题目、调整结构，尽量让文稿脱去讲义的痕迹。所以我们推测，《运动史》在出版前结构上也做过调整，讲义原稿的结构很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运动史》更松散。也就是说，讲义基于现实教学需要逐步形成的体例结构，本质上就会有失严谨。
讲义的形式结构普遍松散，主要因为其结构不完全由教员的主观想法决定，还要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各大学结合教育部课程规范制定的课程要求，以及逐步形成的课程教育范式。一般来说，讲义出现越晚，受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越大。
讲义的产生首先是为了满足教学需要，教员在编写讲义时，对达到相关课程要求的重视程度要远超过讲义结构严谨性的重视。根据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规定，王哲甫讲授的新文学研究为国文系必修课，具体的课程要求为“详述新文学之起源、特质、个性，形式及趋势，并论其对国家社会之影响。”由此不难发现，《运动史》的前四章“什么事新文学”、“新文学革命运动之原因”、“新文学革命运动之经过”以及“十五年来之中国文坛”基本上是针对课程要求设置的。四章之间的逻辑关系远不如四章与课程要求的对应关系明确。
前四章基本完成了课程要求，那么后面几章对创作实际的介绍与品评又是从何而来呢？以下几个细节值得关注。根据课程要求，新文学研究讲授一学年，四学分，每周授课两小时。而王哲甫在《运动史》的自序中提到，“每天除了四小时的功课以外，常是独自伏书案上不息的工作”。新文学研究每周两小时与每天四小时功课相差甚远，而且他在自序只说“这一年来因担任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新文学功课”，而并未明确列出课程名称，所以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一年很可能还讲授其他课程。在国文系的必修科目中，名著选读，每周两小时，四学年八学分，“课程研究中国古今名著之古文、骈文、诗、词、戏曲、小说、国语文思想情感辞藻足为模范者，详加讲释，以养成学者之创作能力。”四个学年同时开设，且包含国语文文章，王哲甫很有可能讲授名著选读课的新文学部分。国文系还有一门必修课为文学研究法，“讲述新旧文学之体制派别与研究之方法”，每周两小时，二学年四学分，这也是王哲甫极有可能承担的课程。两门课程涉及新文学作家、作品、体制、派别，再加上新文学研究课的举例，基本构成了《运动史》的后六章。所以，《运动史》很可能由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同时讲授的几门课程的讲义组合而成，而讲义的内容又很大程度上由课程要求决定，《运动史》想有一个系统有机的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
《运动史》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新文学史专论，王哲甫在编撰过程中没有可借鉴的成熟的新文学史专著，但《运动史》的体例结构仍免不了要受到当时日臻成熟的新文学教育基本范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