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通过系统性风险传染，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各国学者扬弃此前在金融监管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进而“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在全球兴起。理论上探索宏观审慎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挖掘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理，实践上推行宏观审慎监管，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二、 “宏观审慎管理”概念的起源、背景与历史演进阶段
（一） “宏观审慎管理”的缘起
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问题最早萌芽于1970s，由于拉美国家急于发展石油工业而向发达国家大量举借外债，导致国际贷款规模迅速增加。但由于拉美国家的石油工业未取得预期利润，偿债能力低下而导致大量不良资产出现，而其债务的大幅增长势必影响到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稳定。对此，国际清算银行（BIS）在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筹备报告中分析了持续上升的油价对国际银行借贷与国际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阐述了宏观经济与审慎管理的关系，就此拉开了探讨“宏观审慎”问题的序幕。“宏观审慎”最早出现于1979年由英格兰银行为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即巴塞尔委员会的前身）编写的一份未公开文件，用以说明“金融监管应具有系统性的宏观视野”的观点（Borio,2008）[1]。1986年后BIS开始正式在公开文件中引用“宏观审慎”，旨在支持“整个金融体系及支付机制的稳健性与安全性”[2]。
（二）“宏观审慎管理”的历史演进阶段
1．伴随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宏观审慎管理”孕育阶段。1980s金融自由化逐步成为全球趋势，各国学者在监管国际银行贷款的讨论中，多次提及“维护国际银行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强对国际银行系统监管”等，明确提出了“监管者需要考虑宏观审慎视角”的观点，此即为“宏观审慎”的思想雏形。
Blunden(1987)在一次演讲中认为系统性监管比单一机构监管的优越性日益凸显，应该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控制单个银行微观审慎的行为[3]。该时期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形成，各国监管当局意识到衍生品市场缺乏透明度，以及市场交易集中于少数机构可能导致低估市场流动性风险的问题，故提议加强对衍生品市场宏观审慎风险的监测。随后，Frankel &Rose(1996)在Probit-Logit模型基础上采用105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2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树立了运用经验数据方法测度宏观金融风险的先例 [4]。
但当时经济全球化起步不久，系统性风险处于潜伏期且主要集中于银行，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也相对较小，仅部分机构意识到了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潜在危险，人们倾向于认为仅实施微观审慎监管就能维护金融稳定，故缺乏对宏观审慎问题的系统研究。
2．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管理”的理论初创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开始受到理论界重视，逐步运用于央行以外的领域。痛定思痛，各国监管当局意识到金融自由化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速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Levine & Ross,1997）[5]。IMF（1998）认为：必须通过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非现场监管来实现对银行的持续有效监管。同时，对银行的宏观审慎分析要建立在市场信息与宏观数据的基础之上。以此为基础，IMF提出用宏观审慎性指标（Macro-prudential indicators, MPIs）来评估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IMF，2000），并逐渐发展成一套完整的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s, FSAPs）（IMF，2001）。其目的旨在为宏观审慎分析提供数据支撑，藉此评估一国金融体系的实力与脆弱性，防范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风险。A .Demirguc--Kunt & E.Detragiache（2001）对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脆弱性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金融自由化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米什金（F.S.Mishkin）（2002）认为，系统性风险需要边界模糊的政府安全网络，从宏观角度审视金融监管。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审慎监管研究，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是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定性研究，其二是对宏观审慎监管的预警机制研究。
（1）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定性研究
首次尝试界定“宏观审慎”这一概念的是时任BIS行长的Crockett（2000），他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层面，同时分别对应实施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稳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与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开创了定性研究宏观审慎问题的先河 [ 6]。Crockett对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严格区分，认为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影响经济的方式与实现的目标不同。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限制单个银行倒闭的风险，最佳的衡量指标是对储户与投资者的保护，且微观审慎监管排除了在个体理性前提下的集体非理性的可能；而宏观审慎监管着眼于金融体系整体，目标是限制金融危机的成本，认为即使在所有个体均理性的前提下仍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此外，Crockett还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的两个方面及其不同政策：一是风险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的（即后来所说的“时间维度”），对此应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机制；二是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在任何时点上是如何分布的（即后来的“横截面维度”），要关注系统内具有相似风险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Borio(2003)在Crockett的基础上对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更详细区分，不仅认为前者主要考虑个体金融机构的微观经济行为而后者更多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层面，而且二者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共同风险暴露、风险模型及审慎监管标准方面也存在差异。就风险性质而言，前者的系统性风险源于“外生”，而后者风险“内生”于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在监管手段方面，前者是“自下而上”，而后者则是“自上而下”的[7]。此外，Borio还正式提出了系统性风险的两个分布维度：第一，时间维度，考察的是系统的总体风险随时间如何动态变化；第二，横截面维度（也称行业维度），指在特定时间内，风险在金融体系中各金融机构之间如何分布与相互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监管注重整体风险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处理顺周期性问题，即考虑系统性风险是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而扩大的；在横截面维度上，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特定时间内金融机构共同的且相互关联的风险敞口，该维度是对宏观审慎监管定义的重大拓展。总体上，Borio的研究提升了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的高度，增强了其系统性。Borio之后的研究包括：从时间维度探索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与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从横截面维度分析跨行业的风险分布。
此后，顺周期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规范分析领域，BIS指出金融体系内在的顺周期性根源于市场约束下的趋利与避险行为，表现为在信息不对称与市场主体有限理性情况下金融机构的风险计量不足与激励机制扭曲。Panetta & Angelini(2004)的新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资产价格也随之增长，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会相应增大，强化了经济正面冲击效果；反之，银行由于在经济萧条时期难于获得新增资本，常被迫缩减资产，由此促使资产价格连续下降，加重了经济负面冲击效果。Kashyap & Stein(2004)认为，银行体系产生顺周期的主要原因是巴塞尔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