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宪政内阁思想的雏形至迟在其第二次留学期间便已形成，该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由梁启超领衔的一批知识分子掀起的立宪思潮为彼时的国内带来了较戊戌维新时期更加明晰的西方宪政观念，这成为了杨度政党内阁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而杨度在日俄战争期间的留日经历则促成了该思想的形成，这从当时杨度所学课程讲义中可一窥究竟。
（一）立宪思潮的兴起
清末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的立宪热潮是杨度政党内阁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野蛮的侵略下，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渐束缚于不平等的条约关系网而无法自拔，而在内部，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一系列的动乱又使得清政府自顾不暇而无法抽身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如此逼仄之局构成了杨度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底色，也使他们认识到学习西方宪政制度的必要性。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早期维新派的论调中便已表达了相关思想的雏形，如王韬提出实行议院制的好处即“上下相通 ,民隐得以上达 ,君惠得以下逮 ,都愈吁呼 ,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到了维新变法时期，作为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康有为在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因而清末的立宪运动，实始于维新变法时期。然而彼时仅有少数士绅抱此理想，态度温和又不成势力，因而难以得到上层接纳。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以小搏大，取得战争胜利，这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感到诧异。在诸多原因的分析中，日本以立宪击败俄国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争渐渐赢得了市场，成为一股社会舆论广泛传播，这直接激励了在日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国内的士绅，一股立宪风潮便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掀起，并迅速扩展至全国，政党内阁思想作为立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于此时被引介入中国。由于当时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知识分子均认为政党内阁的优点在于“万不能为恶”，又能发挥宪政精英的主动性以弥补中国国民智识程度不足的缺点，因而该思想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在西方，该思想是人民以议会为武器与王权作斗争得来的，是人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因而西方政治环境下权利—义务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但在近代中国，人民智识程度低下，并无争取权利的意识，而君主专制下政府权力又不受限制，习惯于“为人民做主”，因而若无西式思想培养，政党内阁仍然不能断绝为恶的现象。但不管怎样，政党内阁思想反而因知识分子的误读而得以迅速传播。至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政党内阁基本已成高谈立宪理论知识分子们的必备谈资。这为杨度政党内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社会基础。
（二）留学日本的经历
杨度政党内阁思想的形成与其留学日本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1903年，杨度因“经济特科考试疑案”避祸日本，并于1904年5月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在日留学期间，杨度亲眼见证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虽然彼时的日本政府仍然是杨度眼中所谓的“半党内阁”，但是他无疑已经意识到了君主立宪政体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富民强国中的积极作用，这为他钻研并学习西方政党内阁模式以拯救中国之颓势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除此之外，留日期间由日本顶级法政学者教授的一些课程也给了杨度较大影响。从1905年法政大学各科讲义内容的汇编《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之中可以看出，笕克彦讲授的《国法学》、小野塚喜平次讲授的《政治学》对杨度政党内阁思想中两个重要内容——责任内阁和政党制度产生了尤其深刻的影响。在责任内阁方面，杨度认为对外要实现强国，前提是必须实现军事立国，以此对抗诸野蛮专制之国，军事立国若要实现，巩固国权则为必要之举，进而强调建立责任政府是巩固国权的必要条件。杨度此番论调来源于笕克彦在《国法学》中所主张的国家目的论，其在《国法学》中提出“道德说”观点，认为“道德心之基础为责任心，人人有其责任心，国家之权力才会发达。” 
在政党制度方面，为对中国之不负责任的政府进行改造，杨度提出立政党，他认为只有成立政党，才能开设国会，进而改造政府。此与小野塚喜平次在《政治学大纲》所讲政党在十九世纪发达的原因颇为相似，“自选举制度备，则立宪国之议员，共和国之大统领，莫不出于政党。选举之始，未尝非各个人自为之，然以势力之小，而每多失败也。则务为连结，以增值其势力。”在政党与国会关系上，杨度认为必要先有政党，才可以谋开国会，而国会为政党发表政见的活动之地，给了政党实现以“在朝党”身份的执政之机，但并非政党存在所必须，从国会选出的优势政党组阁的方式对国家利益最为有利。这一说法则来源于小野塚喜平次，他提出政党应以“政治上得优势之地位”为目的，具体而言即必须掌握国家之强制权。在日留学期间，杨度成绩斐然，宪政专家之名声渐起。1905年年末，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杨度应熊希龄请求为五大臣代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实际上成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依据，这也促成杨度政党内阁思想更加迅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