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时期，迪士尼公主电影叙事的一大特点是： 男性“拯救者”演变成女性“拯救者”，并逐渐发展成女性同盟自救。在早期迪士尼公主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37）、《仙履奇缘》（1950）、《睡美人》（1959）、《小美人鱼》（1989）中，白雪公主、灰姑娘、爱洛公主、爱丽儿都是被代表世俗王权的王子所救，“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到了现代社会，王子被普通男性取代。《阿拉丁》（1992）、《风中奇缘》（1995）、《长发公主》（2010）中，解救佳斯敏公主、宝嘉康蒂公主、乐佩公主的变成了平民身份的男性。至后现代时期，迪士尼公主电影女性“拯救者”取代了男性“拯救者”，并逐渐发展至“女性同盟自救”。《美女与野兽》（1991）、《花木兰》（1998）、《公主和青蛙》（2009）中，贝儿、花木兰、蒂安娜成了王子/皇帝的拯救者。《勇敢传说》（2012）中的梅莉达公主与母亲埃莉诺、《冰雪奇缘》（2013）中的爱莎公主和安娜公主、《沉睡魔咒》（2014）中的爱洛公主和女巫梅尔菲森特、《花木兰》（2020）中的花木兰和女巫仙娘，都是公主与其他女性同盟自救的叙事模式。这种女性同盟的互助自救，即女性主义批评里的“姐妹情谊”，俨然已成为近几年迪士尼公主系列电影里的母题，《花木兰》（2020）也不例外。
“姐妹情谊”的彰显是真人版《花木兰》与动画版《花木兰》在女性意识表达上最大的不同，也是真人版《花木兰》的进步之处，而这得益于女巫仙娘这一角色的增设。真人版《花木兰》中，女巫仙娘是一个如木兰一样“气”强大却不被男性社会接纳的女性，共同的生存经验使仙娘和花木兰之间建立了情感联结。“姐妹情谊”成了木兰和仙娘绝望之时的“避风港”，为流散在男权社会的女性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后的抚慰、保护、支持。花木兰单枪匹马冲到大殿救驾，却没看见皇帝，只看到坐在龙椅上的仙娘，她请求仙娘告知皇帝去处。仙娘见木兰以女性身份重新被将士接纳，大为震惊，“一名女子，一名战士，一名女子带领一支军队”，她决定帮助木兰，带木兰去营救皇帝。步利可汗发现木兰，准备将其射杀，女巫飞身成鹰，为木兰挡箭，临死前，女巫叮嘱木兰，“去取得你的位置”。 女巫对木兰的遭遇感同身受，她们都因展露“气”被称为女巫，也都曾被男权社会抛弃成为“丧家之犬”，共同的生存经验令仙娘愿用生命去保护木兰，保护“我们能有一席之地”的信念和希望。“姐妹情谊”使花木兰、仙娘在探索自我认同、女性主体性空间的道路上团结起来，积极寻求两性对话的有效途径。然而，男权社会对女性同盟是恐惧的，影片的女性同盟只存在于木兰和仙娘之间，未能争取团结其它女性，而女巫的死亡也使女性同盟如昙花一现。父权制社会“把女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邪恶的和不自然的”，认为“女人的团结威胁着男性和男性特征”，这直接导致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分裂流散，无法形成对抗男权统一的稳固的阵营及力量。真人版《花木兰》向我们展示了“姐妹情谊”的必要性，“姐妹情谊”是女性寻求自我认同和性别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能为有共同经验的女性群体提供精神支撑、行动支持，因此，“女性要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