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与法,《管子》认为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显然,没有法的保障,道德与礼会变的空泛。另一方面，《管子》又认为,“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礼治而后定。”也就是说法的制定要符合等级秩序的要求，而等级秩序最终又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它们是合乎规律的，是“天道”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因此，合乎这个规律，万物才得以正常发展。《管子》不同于先秦其他思想学派，意识到了片面的德治和法治所存在的局限性，指出德不可滥用，“重爱曰失德”；亦强调法不可甚用，“重法曰失威”，故提出“礼法并举”的政治伦理思想，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理理念，是君王施政之道。
首先，君主“德”与“势”的结合。这是因为《管子》认为德本身是一种势，而势也可以促成德。人主因操刑赏之权，故其“势”是在臣民之上。但何谓“势”，《管子》诸篇并未明言。由依萨孟武先生所言，当指权力，君主之所以能够控制臣民，其德行造就威严，因势而使“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管子·明法解》）。即“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管子·法法》），君主故而拥有施行德政的权力。因此，“德”与“势”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礼法并举”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其次，“百姓刑赏”中的法治与德治。人主虽然有势，而亦不可滥用其势。夫不计民力之君主，“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不能之罪也。”刑赏明对于《管子》治理百姓具有重要的思想及制度意义，不仅强调的是赏罚的公平、公正，更加明确赏罚的具体标准，在法治的同时加以“德治”考虑，切实做到“赏罚明”。这一举措不仅可以克服赏罚弊端，也是《管子》思想中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避免偏重一方的重要产物。
再次，“官员功绩”中的法治与德治。《管子》在官员考核中增加了德行的考核，除了制定法令按照规章之外，加大了对德行的考核比例。“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指出了官员的实际功绩在罗列之后，还要加上其德行的考核，确保其功勋符合法令规定，两者均不可忽视和荒废。只有真正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不私近亲，不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治”，才是施政的王道。
总之,“义审而礼明,则伦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也。”当“礼义”被突破时,就不得不诉诸“刑法”。因此，德治与法治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而，《管子》所重视的德治和法治，区别于儒家思想即把道德看成是治国的核心工具，也不同于韩非子，强调道德无用论，而是提倡倾向于道德层面的“礼法并举”政治伦理思想。
《管子》的“礼法并举”的思想在当今社会，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公共治理理念，是对我党治国理论和执政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法律来自于外部的强制性，侧重于调整人民的外部活动；道德是内心的自我约束结合社会舆论的外力，共同作用于内心活动，侧重于调整人民的内部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公共谴责，是公民自律层面。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在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了国民素养的综合法治。“礼法并举”是《管子》“法治”和“德治”的历史总结，在现代中国，二者升华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但其核心思想没有发生变化，“法德互助”是二者的科学内核，“正法倡德”是二者的实践运用。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兼以德治国，才能更好助力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治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