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显化作为翻译共性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显化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Vinay &Darbelnet（1958/1995）提出。显化是将目标语中对源语中隐含的但是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断出的信息加以明示的文体翻译策略。根据Klaudy (1998：83)，显化系统可以大致划分为：强制性显化以及非强制性显化，而非强制性显化又以选择性显化和语用显化为主。
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两种语言在形态、句法和语义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显化翻译策略处理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语言成分不对应等情况，使原文和译文实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同时也使得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两种语言之间不同的文本建构策略和文体取向造成的，译者根据原语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对译文进行加工，包括谋篇布局以及文化偏好等。(Klaudy，1998) 相比之下，非强制性显化体现的是在非语言自身因素的影响下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能体现出译者个人翻译的取向，因此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比发现，两个译本中均存在非强制性显化翻译现象，这体现出在非两种语言本身存在差异的影响下，两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了不同的处理，这反映出两位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诗学观。
“诗学”一词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1990），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最早将“诗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1973 年，法国翻译家亨利·梅肖尼克最早提出“翻译诗学”这一术语。他认为翻译理论应包含于诗学之中。从原作方面来说，翻译诗学是一种“实验性”诗学；从译作方面来说，梅肖尼克提出了“中心偏移”这一理论，强调创作的重要性。1993年，美国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在《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一书中指出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之间机械转换的过程，而是一个解释的过程。1992年，翻译文化学派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到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翻译的过程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译者的或者当代的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译者的观点、翻译策略取向都与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主流诗学观息息相关。与意识形态相比，主流诗学观与译者个人的诗学观紧密相关，对两位译者英译《传习录》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