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钱氏家族史学渊源及传承

摘要：嘉定钱氏家族在清代学术中影响巨大，具有很高地位，有嘉定“九钱”之称。嘉定钱氏家族的学术成就不仅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有关，而且与当时书院教育和家学传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厘清钱氏家族的学术渊源有助于对以钱大昕为首钱氏家族的学术派别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判。

关键词：嘉定钱氏家族；史学渊源；学术派别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Qian Family from Jiading

Abstract: Qian family from Jiading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academic fields of Qing Dynasty,plays an important role,and known as "Jiuqian".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Qian family are related not only with the Chinese southbou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enter,but also the education of Ancient Academy and distinguished heritage. To clarify the academic origin of Qian family is helpful to have a mor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schools of Qian family headed by Qian Daxin.

Key wods: Qian family from Jiading; historical origin; academic schools

关于嘉定钱氏家族的研究的专著及论文特别少，只在一些论着中有所涉及。如在张舜徽先生《清儒学记》[1]中的《钱大昕学记》对“嘉定九钱”有所涉及。还有《史坛双宿比“二苏”——清·嘉定钱大昕世家》[2]一文中对钱大昕、钱大昭，钱大昕的两个儿子钱东壁、钱东塾，钱大昭的三个儿子，即钱东垣、钱绎、钱侗，以及钱大昕的族侄钱塘、钱坫两兄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做了一个简要的阐述。还有叶玉《黄易与钱大昕家族的问学》[3]，该文就金石家黄易与钱大昕及其族子钱塘、钱坫、妹婿王鸣盛、婿瞿中溶等皆有过从往来，这也为黄易治金石之学带来很大的帮助，并简要的梳理了钱大昕家族的学术网络。在此，我们把嘉定钱氏家族当做一个整体来探究其史学渊源及其继承，并把嘉定地区放在整个江南大的学术背景来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嘉定钱氏家族。

一、钱氏家族的学术渊源

宗族社会自商周以来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4]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儒学家们的成长也在宗族中汲取着丰富的营养，宗族能够提供其族员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而富裕的江南宗族更是如此。“儒学家不能凭空杜撰出一套政治文化图式，他们的精神形态镶嵌在广泛的、以宗族血缘纽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5]，清代以宗族为基础的族学、家学特色在学术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浙东万氏、苏州惠氏、扬州王氏、刘氏、常州庄氏、刘氏、桐城方氏、姚氏、嘉定钱大昕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学术家族。

美国人艾尔曼曾提出过“江南学术共同体”一词，并强调这一地区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因为考据学的发展和成熟是一个群体性事业，它又在时间的跨度上来说明江南学术的发展并非偶然。自魏晋南北朝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人逐渐控制着学术事业，北方人失去了主导地位。经济精英往往与社会精英关系密切，宋、元、明三朝多数重大学术思想都是由南方人首开风气，满族入主中原，“江南士子扮演了‘国家精英’的角色，因而能够把江南学术的活力，风格移植到北京，这种移植是通过官方修书活动的政府赞助机构以及江南学者占有优势的清朝书院制度实现的，1780年官修《四库全书》聘用的大多数杰出学者来自江南。”[6]嘉定地区恰恰在这个活跃的江南学术圈内，因此钱大昕家族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更与当时中国大的学术风气密不可分，是有其内在的关联性。“江南城镇的进士录取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其它地区，对清代各地进士录取名额的统计表明，江苏、浙江进士录取率居于全国第一、第二名”[7]。从四库馆臣来看，南方学者也是占大多数。余嘉锡曾说：“（竹汀）当时随与纪晓岚齐名，有‘南钱北纪’之目，实则纪不足望其项背。故《提要》常引《潜研堂文集》，而钱大昕《潜研堂全集》及其它著作中，于《提要》鲜所称道。”[8]这也足以证明以钱大昕代表的南方学者的历史地位。

王纪录在《钱大昕史学思想》一书中将嘉定学者的学术渊源继承追溯到明代归有光的嘉定讲学，嘉定人师承归有光者众多，有徐允录、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等人。王纪录对这一推理是有依据的，我们在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归震川》一文里可以看到他对归有光及其高徒唐钦尧等人的钦慕，如钱大昕引同乡孙岱说：“生于先生讲学之乡，濡染教泽，诵先生之文”[9]，因此撰写归有光年谱，这充分说明归有光对家乡后学的长久影响。次外，钱大昕作文，效法归有光，所谓“文法欧阳文忠（欧阳修）、曾文定（曾巩）、归太仆（归有光），从容渊懿，质有其文，读其全集，如见为端人正士也。”[10]从王昶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见归有光对钱大昕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王学兴起，王学空谈学风在江浙一带盛行，但嘉定地区的学者却敦尚古学。明末清初，嘉定学者提倡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提倡用考据的方法治学。严衍、黄潡耀、侯峒曾等都是杰出代表，钱大昕对他们也是十分推崇。钱大昕为严衍立传，对严衍的治学风格和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先生独专心古学，耻以词华炫世……于史学皆史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可易……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耳。”[11]钱大昕这样评价严衍及其学术，是对嘉定学术传统传统的认可。由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嘉定地区的学术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end##

二、家学传承

对于钱氏家族来说，嘉定地区独特的学术氛围对他们的影响外，家学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比五岁，亲授以经书”[12]。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和父亲钱桂发对钱大昕兄弟成才的启蒙和教导极其重要。钱王炯授书乡里，博览群书，“家贫，以课徒自给，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冱寒，未尝一日少辍……府君于四部书靡不研究，旁及卜筮禄命之术”[13]。钱王炯对小学颇有研究，认为治学先从小学始“又谓读书必先识字，故于四声清浊，辨别精审，不为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经句读，字之偏旁，音之平仄，无少讹溷。士大夫有难字疑义，从府君取决，皆得其意以去”[14]。有《字学海珠》三卷，《星命琐言》一卷留世。钱大昕受祖父钱王炯的影响而研究小学，钱东壁说：“曾大父夙精小学，教以训诂、音韵，府君能贯通大意。府君研究小学自此始。”[15]钱大昕日后的成就与其祖父钱王炯的教导密不可分。

钱大昕父亲钱桂发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钱桂发“少承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授业二十年，遇少年质美者，必教以兼通古学，勿蹈科举空疏之漏。”[16]钱大昕说：“府君少读书，不屑屑记问章句，习科举子业，涤烦去滥，一以先正为师。”[17]由此我们可知钱桂发的治学与嘉定地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钱大昕、大昭兄弟也受到父亲钱桂发的影响而崇尚古学。可见钱大昕、大昭兄弟在治学方面多承其家学，尤其是小学，作为启蒙之学为他们日后的学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大昭除了其家学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外，还有与钱大昕不同的地方，钱大昭生于乾隆九年（1744）十月。按《钱辛楣先生年谱》载：“是冬十月，公弟可庐先生生。”[18]钱大昭比其兄小十六岁（钱大昕生于 1728 年），也就是说，钱大昭出生时的家庭条件要好于钱大昕，而且在其父与兄的教导下迅速成长，年幼时就识字读书，从小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在壮岁时，其父安排钱大昭进京，随兄学习，增长见识，这段时间对钱大昭的学术生涯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尝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之秘皆得纵观，由是学问益浩博。”[19]

    钱大昭从小就得到家人的喜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钱东壁、钱东塾兄弟回忆：“叔父为大父母暮年得子，少府君十六岁，府君仰体大父母意，爱怜备至。稍长，诲以勤学端本，务为躬行实践。叔父奉府君如严师，凡读书行事，必承府君指示，始惬于心。今叔父为乡党宗族所称、名公巨卿所许者，皆承府君所教也。”[20] 可以看出，钱大昭在成长过程中钱大昕对其的影响。钱大昕在《晦之字说》中除了对钱大昭的字给予了点评外，更多的是包含了对弟弟的期望：

“吾弟大昭更其字曰晦之，请予为之说，且告曰：‘古之为字，所以表德也。人之材质，刚柔静躁，不能无偏，善学者能救其偏而复于中。名之于字也亦然。有以相承为义者，由之字路，启之字开是也。有以相反为义者，多之字敛，黑之字皙是也。……今吾名大昭，而字以宏士，吾惧其近于夸也，故更之。’予曰：‘甚矣，晦之之善学也，学以明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因其所知而及其不知，虽晦，明也；强其所不知以为知，久之遂以为无不知，虽明，晦也。……晦之，勉乎哉！有昼无夜，百物奚以生？有朔无晦，岁功奚以成？有作无息，人心奚以宁？水自以为无滓，而泥沙点之；镜自以为无欺，而尘埃掩之。勿遂物而汶汶，勿堕行于冥冥，亟返吾朴，善藏尔名。’晦之曰：‘有是哉！请述以为座右之铭。’”[21]

通过兄弟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钱大昭虚心向兄长请教，而钱大昕则是对弟弟循循善诱，不仅让他知道如何治学，更让他学会如何做人，兄弟之情可谓真诚友善。

此外，戴震、卢文弨、章学诚、段玉裁、王鸣盛等人与钱大昕兄弟关系密切，他们对钱大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王鸣盛为钱大昭《两汉书辨疑》作序，而卢文弨为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作序，二人都对其在《后汉书》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钱氏家族中继承二钱学术事业者不少，其中，“九钱”之一的钱塘撰有《续汉书律历志补注》，是给司马彪《续汉书志》中《律历志》作补注。钱塘比钱大昕少七岁，他受到钱大昕的启发，并经常和钱大昭互相切磋，其学术方面取得成就与钱大昕兄弟的关系密切，受钱大昕的影响在声音文字、律吕推步方面有极高的造诣。钱大昕父亲钱桂发“独称族孙塘可与古道。”[22]但由于种种原因《续汉书律历志补注》现已不存，只能在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中看到为他写的序。卢文弨给予《续汉书律历志补注》很高评价，“则校之余前所得于其从父者（钱大昕），布算益加密、辨证益加详、于前人说之未是者。虽通人若蔡中郎，其论开辟至获麟之岁，与冯光、陈晃、所言俱误，亦驳正之，向所苦于难读者，以讹脱之字多耳，今以晋宋志参校，皆得补正，朗若列眉，了如指掌，使后来学者，皆得所从入之径，是书得此，遂无复遗憾，于此见儒者之功，非艺人之业之所可几也。”[23]卢文弨认为钱塘在律吕推步方面比钱大昕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也可以看见钱大昕对钱塘的深远影响。

三、钱氏家族与书院教育

宋明时期，私立书院日趋兴盛，成为当时儒学的中心，特别是明晚期，书院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书院为心学的发展和思想领袖的塑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学者抒发政治情感的地方。东林书院及复社的出现是十七世纪初期各种松散的党社发展的顶点，它的出现使书院教育隐晦的政治倾向公开化。复社是的一个职能就是鼓动学员参与晚明的政治斗争，它大概是传统中国历史上组织规模庞大、政治色彩最浓厚的社团。

清朝入关初期，加强私立书院的管理，曾经一度禁止私立书院的建立，后来康熙帝两次下令准许地方人士在官方严格控制的下创办义学，补充各省的府学、县学，并避免明代私立书院中流行的党社之争。到十八世纪，许多著名的学者放弃仕途，从事教育，江南书院一度非常兴盛，成为考据学派迅速发展和传播的场所。

    江南书院制度在当时很具特色，使得更多的学子有幸能够得到名师的点拨和指引，钱大昕就是是其中的受惠者。钱大昕提倡“经史并重”，而这一思想是其在紫阳书院的老师王峻对他影响的结果，“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24]。在当时的紫阳书院出现了清代著名的三位考据学家，那就是王鸣盛、王昶、钱大昕，除此之外，还有曹仁虎、诸寅亮、吴泰来、赵文哲、黄文莲等一些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书院给他们提供了他们互相切磋、互相提高的平台，他们日后的成就与受到紫阳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其后钱大昕辞官归隐回到紫阳书院，一边教书，一边治学，书院教学对他精湛的金石、历史、音韵、历法、地理研究裨益甚多，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宝贵的十六个春秋，直到他去世。

四、钱大昕的学派归属

钱大昕的学派归属问题是学界长久争辩的问题，关于钱大昕的学派别归属，学界大体有二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钱大昕师从惠栋，属于吴派。遵从此说者甚多，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后，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章太炎在《检论·清儒》、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都都认同这种观点。第二种是认为钱大昕自成一派。认为钱大昕虽然受到惠栋的影响，但却没有师承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有漆永祥和王记录等人。漆永祥在《干嘉考据学研究》研究中把惠栋、戴震并列，将钱大昕提出自称一派。王纪录则力辨钱大昕自成一派，他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一书中找到了钱大昕的学术继承渊源，远接宋代王应麟、洪迈，近承顾炎武。钱大昕确实从未提到与惠栋有师承关系，钱东壁认为“惠松厓先生栋……亦引为忘年交”[25]，钱大昕还与皖派戴震、浙东学派章学诚等人交往甚密，钱大昕的思想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且惠栋尊经卑史，而钱大昕则截然不同，他倡导经史并重。

上述这两种说法并非不可调和，其实传统意义上的“派”的内涵及范围的界定是比较模糊的，笔者更倾向将二者和为一说。其一，钱大昕早期确实受到惠栋的影响，尤其是表现在其治学方法上，内藤湖南认为，“钱大昕受惠栋间接的影响”[26]，不管承认不承认，事实上已经形成师生关系，但是师其人而未必承其学，进而不归入其派，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的，如昔有韩非从师荀况而成法家之集大成者便是一例。其二，钱大昕的经史并重的思想与惠栋之思想确实不同，我们前面已经阐述到其重视史学是其在紫阳书院受了王峻的影响，但我们可以用“圣人无常师”来理解，都能为我所用者才是大家。其三，从钱大昕的学术风格、地位和影响来看，钱大昕确实是自成一派，他的《十驾斋养新录》是十八世纪考据学的代表作，他的鸿篇巨著《廿二十札记》更是考史之精品，在清代史学三大家中居首也是当之无愧，阮元赞曰：“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27]。钱大昕的学问博大精深，段玉裁说：“先生于儒者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官爵、事实、年龄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28]所以笔者承认钱大昕师承惠栋，但随着后来钱大昕自身学术思想体系成熟和对后学的影响又自成一派。钱大昕在钟山书院、娄东书院任教四年，在紫阳书院教书十六年时，而紫阳书院学生数最多可达到两千多人，其中不乏著名学者。

嘉定钱氏家族是清代家学的一个缩影，反映出清代学术呈现的地域特色和家学特征。其家学传统与其处于学术活跃的江南地区密不可分，于此同时较发达的书院制度是他们最直接的受益者，不管是他们的成长还是以后著作的撰写都与书院紧密相连。

作者简介：杜高鹏（1987-）男，甘肃静宁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系，硕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学术史研究。E-mail:ehk875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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