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象征区分逻辑是将行动者的心智结构客观化为一系列分类图式，这些分类图式的来源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不言自明、沉默有力的信念（doxa）。分类图式又是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合法性源自同意的制造、而非有意识的反抗。正是通过合法性建构这一关键环节，一种象征性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简而言之，“区分”就是对统治与被统治地位的划分。与布尔迪厄的在象征区分对话主要质疑主要涵盖对同源性与强制性两方面。
（一）同源性与单一的文化结构假设
布尔迪厄企图通过构造二重客观性将象征区分描述为一种不平等再生产的策略，这就使得行动者完全成为表象化的存在，成为结构的代理。霍尔认为布尔迪厄的象征区分是完全整体主义的结构视角。虽然布尔迪厄声称突破结构与行动的二重壁垒，但他却在自己的理论中再次陷入结构主义的漩涡中。对同源性的另一批判主要体现为对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对应性的质疑。拉蒙指出，布尔迪厄提出的二重空间的对应（生活风格空间与社会资本空间）只适用于法国社会。这是因为法国拥有长期性的、较为稳定的等级结构，为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对照提供土壤。以美国为例，拉蒙分析了布迪厄研究的局限性。她认为美国多元化的身份群体（人种、种族、性别认同）、动态的市场环境和变化多端的政治角力使得社会结构无法发挥稳固的作用，等级结构是破碎的，因而无法观察到布氏所提出的空间的对应体系。皮特森与辛姆克斯（Richard A.Peterson & Albert Simkus）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种对应性的瓦解。通过对职业群体的音乐偏好进行排序他们发现个体音乐偏好并非如布氏所说的与他们的职业地位一一对应，即“列式”分层模式（hierarchy as column），而是零散的“金字塔式”分层模式（hierarchy as pyramid）。这一发现包含两层意指，首先职业阶层越是往下，对于某一职业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乐品、或是某一乐品究竟代表何种层级的职业群体，越是难有统一标准；其次，在高职业阶层中，乐品的主要功能是标定社会阶级的边界，而随着职业阶层的下移，乐品不再具有单一的标定社会阶级边界的功能，或者说这一功能变得模糊，乐品的边界标定功能更多的通过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身份群体体现。
（二）强制性与象征斗争的零和假设
其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布尔迪厄对象征边界的政治意涵进行了过度解读，以本文的语境解释，即是布尔迪厄过度强调象征区分的强制性特征，对这点的批评主要可见于两方面——布尔迪厄用阶级/阶层这一单一的身份群体解释所有不平等再生产现象；将阶级/阶层的关系看作绝对的统治-被统治的零和关系。霍尔（Hall）认为，布尔迪厄将阶层/阶级，并且仅仅是阶层/阶级作为考虑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性别、种族、宗教等身份群体沦为布迪厄参考的第二向度。这一点布尔迪厄在《社会空间与阶层的起源》中也做过明确表示：“社会世界或许可以不同愿景准则或分工准则进行划分，例如以种族为依据进行的划分。但是基于社会空间结构中的资本分布的划分总是最为稳定持久的，因为其余的划分形式通常容易受社会空间在距离上的分离与对立的影响”，将阶层/阶级作为主要分析向度导致布迪厄在分析权力运作时视角单一。另一方面，学者指出象征区分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胜利（统治）与俘虏（被统治）的关系。如研究指出被统治阶层同样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性，他们那并不被动接受“合法文化”对自身文化的定义，相反他们同样构建起二元对立的象征边界，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抵抗合法文化对自身的定义。不仅被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在象征区分中的文化排斥功能也逐渐式微。皮特森与科恩（Richard A.Peterson & Roger M. Kern）在后续关于品味与阶层的研究中指出，统治阶层正在由“挑食者”转向“杂食者”，由挑食转向杂食模糊化了生活风格的差异形成的区隔，软化排斥作用。同时，当皮特森将统治阶层乐品的杂食转向解读为一种实现文化包容（cultural inclusion）而非文化排斥的策略时，也是对布尔迪厄强调的象征空间的“斗争性”论断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