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这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一座城市的重要性在于托起作家的创作灵魂，作家的重要性在于彰显座城市的水土风情。就像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贾平凹笔下的山西，冯骥才笔下的天津，路遥笔下的陕西，在池莉的小说中有很多主人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武汉并且一直扎根于此，成长于此。在池莉的小说中可以从很多不经意间的细节描写看出主人公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认同、熟悉、热爱。这种对于“武汉人”这个身份的强烈认同感，一方面能够给小说中的人物带来骄傲和欢愉，另一方面，身份认同感也是他们力量与信心的主要来源。
在池莉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大量的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等，以“第三者”的角度表达出这些女性角色对于自己生活城市的熟悉和热爱之情。在《生活秀》中来双元向自己的父亲说“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这里”，在《她的城》中，作者也描写到“这是她祖孙三代的街道，她熟悉得没有一点怕，只有亲。更不能离开，除非死。”在《大树小虫》中，余思语能在武汉的高级写字楼里当一名公务员也使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倍感骄傲。这些描述无不描写出这些角色对自己的“大武汉”的认同。而不同的是从小家境优渥的余思语对于武汉的认同感是来自于武汉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池莉作品中武汉底层人物对于武汉的认同感是来自于夜市的人烟鼎沸，人来人往的购物街，还有那些最朴实的小吃，比如排不上队的热干面，永远吃不腻的鸭颈，他们认为只有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和最市井的生活能代表武汉这座城市的生生不息和繁华。
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也就自然来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和“乡”对于这些从小就生长在武汉，生长在汉口的人来说，他们的血液早已经和武汉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从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社会发展来说，清代后期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武汉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是中国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国主要几个经济、金融、工业、交通、文化中心之一。新中国成立到至今，武汉一直我国中部的重要城市之一。如此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使得大批武汉人不会选择离开自己的故土，他们在这里可以寻找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人”也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力量和信心。在池莉小说中哪怕是像来双元，蜜姐这样的社会底层角色，也因为“本地人”的身份可以在武汉这座大城市发展立足，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熟悉的人事物，不必像其他游子那样一直漂泊在外寻找一个落脚之处。比如十五岁的来双元就可以在她从小生活的吉庆街卖炸豆干来谋生，到后面可以卖鸭脖子，开餐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甚至在这条街上都颇有威信，成为“江湖女侠”一样的人物。蜜姐尽管只是做的擦皮鞋的活，却也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很多顾客甚至游客都愿意来她这里擦皮鞋。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文学能记录一座城市生存群体的灵魂，表现一个城市的世俗风貌。再反观作者，她也是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的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她的作品中，这些对武汉，对生长在武汉的人物的刻画，也本能地表达出作者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热爱之情。不同于池莉早期的“零度”写作，作者在以《生活秀》为代表的作品中，通过描写“吉庆街”、“鸭脖”、“江汉路”等这些有着武汉特色的建筑、食物来刻画出最真实，最朴素的武汉人民的生活环境，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熟悉和热爱传达给读者，也让读者对于文章的社会背景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城市造就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也造就着人的个性，作者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描写，可以让读者更好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人物会有这样的性格，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刻画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