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丁玲、肖红等女性作家在创作女性主义文学时常常将环境放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主题也较为宏大，比如战争与革命，生存与死亡。而以池莉为代表的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则将关注点积极投身于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池莉笔下普通人的“烦恼人生”，林白笔下的“妇女闲聊”，都呈现出日常生活领域中普通人生存的丰繁复杂。
作者笔下的武汉底层女性也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小市民”，她们有自己的个性，经历着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情，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历练。而池莉创作这样一个群像的意义首先最主要的还是想借这些女性形象为女性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行为讴歌，为女性争取权利发声。而如何能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不公平，这就是作者创作武汉底层女性的第二个意义即真实性。如果作家没有真正贯彻真实的原则，而是空喊女性主义，使文学作品露出了虚假的尾巴，则必然会引发读者的厌恶。相反，我们在这些女性角色身上感受到了真实，她们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群人，她们的生活背景十分接近于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文学作品，会觉得如同置身于鲜活的生活实际之中，会获得生动的真实感。而这时读者就会更能深刻体会到她们的挣扎与苦痛，在生活中因为性别问题而遇到的不公正，此时再谈女性主义这个话题就更能为读者所理解。其次，这些女性角色是作者个人化写作的结果，作者了解女性，了解武汉这座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因此在创作中她可以根据自己的主题需要刻画人物，刻画故事的发展情节，从描写女性的外表、身体再到书写她们的内心感受。这样的个人化写作立足于个人的人生经历、体验、思考、感悟,着意抒写个人的生活境遇和感受,忠实于自我的生命触角和内在心灵。
另一方面作者想通过这些女性形象进一步站在两性平等的问题上思考两性问题。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池莉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更不是简单地从生理上性别差异谈两性，而是站在社会中的性别差异谈两性不平等问题，这种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以及人们对男女有别的固有认识而造成的。
人们常常有这样的固有认识，男性就应该坚强勇敢，带有主动性、攻击性，而女性就应该温柔内敛，该结婚生子就结婚生子，往往是被动的，由此认为男女两性的分别是基于一种自然的生理差别，更是延顺地认为男女在社会上的分工也是平等的。而池莉则关注到了从“生理”到“社会”的建构过程中隐含的不平等。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女性也可以是家庭的顶梁柱，男性也不一定就是高大能干的。同时，池莉在小说中不是一味的贬低男性，抬高女性。她能体认到女性人物因其性别身份带来的局限和不公正，也能体会到性别观念的不平等同时也是在束缚男人，比如逢春丈夫因为是同性恋而遭受的自我压抑。这些女性角色和她们的经历可以让大家明白性别观念上的自觉是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认识并完成的，如果缺少一方，真正的性别平等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