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从女性意识觉醒开始的。其中社会层面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层面之一，即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 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3期]。在四部曲中，童年时期的“我”是一个典型的他者。他者即“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绝对，女性是他者；男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我”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那不勒斯，而当时的资本主义以父权制为主，所以四部曲中的“我”代表了广大身为他者的女性。在“我”的眼里“生活就是这样，这很正常”。3伴随着成长，教育和他人的影响促使“我”认清自己的他者身份，完成了早期的女性意识觉醒。
（一）教育的正面促进
女性摆脱他者身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离不开教育的影响。早在十八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玛丽夫人就开始提倡女性的受教育权。波伏瓦认为，教育对女性认识自身处境，提高社会地位，实现经济独立具有重要意义。而教师作为教育的组织者，对学生的心理建设具有重大的影响。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认为，“教师的个人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小学老师奥利维耶罗就像“我”人生中的一道光，对“我”的女性意识觉醒起到直接促进作用。
奥利维耶罗老师是“我”的榜样和向导。首先，她身上的女性气质是“我”想习得的。她既严厉又温柔，“总是用温暖人心的话激励我，说我的金发很漂亮”。而“我”的母亲“总是在指责我，有时候近乎辱骂”，“让我渴望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渴望消失，让她找不到我”。3老师的穿衣打扮、言行举止十分得体，她比斜眼跛脚又邋遢的母亲更加美丽。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奥利维耶罗老师更像母亲，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其次，奥利维耶罗老师的言传身教也为“我”摆脱“他者”的身份埋下了种子。她将教育看作是摆脱贫民窟的唯一途径，十分鄙视不思进取的人，只在有潜力的学生身上花费时间。“我”就是那个“有潜力”的学生，为了“我”有机会继续读书，她前后几次家访，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劝说“我”的父母，并承诺给“我”提供课本。她对“我”寄予厚望，真诚地希望“我”能走出去。她为“我”抗争教育权的行为让“我”看到了对抗父权制的希望。与此同时，她的价值观引发了“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她认为“假如一个人想一直做庶民，那他的孩子、孙子，都会命如草芥，不值一提”。她也十分瞧不起早早嫁人的女孩，在得知莉拉结婚的消息时，这位对莉拉满怀期待的老师说：“她的聪慧没有找到出口，最后她的美都展现在脸蛋和胸上，还有大腿和屁股上，那些美在这些地方都是昙花一现，就像从来没拥有过一样”。1唯有通过接受教育，“我”才能走出贫困的城区，避免成为庶民和他者。
奥利维耶罗老师帮“我”找到了理想的自我和奋斗的方向。“我”从家庭的附庸一步步变成精神独立的个体，从“一点都不了解教育体系，不知道初中毕业之后还有什么，对高中、大学这些词汇都没有概念”，变成了坚定了通过教育实现独立的信念。
（二）莉拉的侧面推动
女性之间的启发和对照，侧面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姐妹情谊是“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的原有的强烈感情，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结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君，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等。作为“我”的女性朋友，莉拉使“我”的“默默承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莉拉的与众不同使她成为了“我”的领路人。莉拉是极其聪慧的。在三岁时她就会读书写字了。“莉拉的早慧极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包报纸的鞋子。她父亲有时候会把那些报纸带回家，给家人读些有意思的新闻，莉拉因此才明白了字母的用法”。因此，莉拉比同龄人懂得更多的知识和时事。她的优秀引起了“我”的嫉妒和自卑，为了超越她，“我”选择追随她的脚步，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的不断进步。莉拉是英勇无畏的。在数学竞赛中，莉拉与校园恶霸恩佐竞争时，“就像一位圣女战士一样被照亮，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全身每一个毛孔上都散发着热情”。1在被恩佐报复时，她弄伤了恩佐的脚踝。在被父亲剥夺受教育权时，她信誓旦旦地说：“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考试”。1她的勇气让“我”从看到了女性的他者处境以及摆脱他者身份的可能。莉拉又是有主见的。失学后，她并没有停止读书，在帕斯卡莱的影响下对社会的现状产生了兴趣。“她把帕斯卡莱干巴巴的信息和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混在一起。通过我们从小长大的城区，还有那些普通的面孔来说明那些抽象的概念。”1法西斯、纳粹、战争、黑市等。“在她的眼里，她的父亲、鞋匠费尔南多，还有我的父亲，都从骨骼深处沾染了各种罪孽。”1她对社会现实的准确分析令“我”难以忍受，“我”觉得自己被关在“一个可怕的世界，没有任何出口”。1正因如此，“我”才真正理解了“他者”的含义并萌生了逃离出去的想法：“我希望从那个世界中脱离出来、那个罪行累累的世界，还有那些我认识的人，我爱的人”。1
莉拉对“我”的意义已超出友情的范畴，她是“我”冲破他者的范例和伙伴。“我”们相互扶持、相互较量，成为彼此在冰冷的男权社会中的精神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