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时期，女王及女王身体是英国地图界的描绘对象，“由于土地隐喻的需要，女神和女王逐渐取代上帝成为文艺复兴地图关注的焦点”8219。在女王的政治影响下，女性权力制图达到顶峰。但即使是女王，也逃不过成为男性罗格斯中心作用下女性形象妖魔化和色情化的性政治牺牲品。1558年，苏格兰新教神学家约翰·诺克斯的著名檄文《反女权统治的第一声号角》构建了女权统治的妖魔化形象和怪物意象。1604年，伊丽莎白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的上台标志着男权复辟成功，性别秩序和社会结构被毁灭和重建，英国的性别歧视加剧，性别政治矛盾空前激化。具有同性恋倾向的詹姆斯一世作为极端男权代表，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对女性的厌恶与排斥，他曾在《女性之讽》一诗中，以生物学类比公然推导出第二性的先天不足与人格缺陷。
莎士比亚的后期创作正值詹姆斯一世当政时期，面对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文主义理想危机，他不可能不对社会现实做出回应与批判，“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时时不忘批判社会的弊端，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坚信人类最终会克服自身的罪恶，在未来的社会中达到自我的完美实现”912。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在《冬天的故事》中就体现为：一方面，他通过隐喻的地图空间刻画对男权复辟社会现象进行祛蔽，表达了对詹姆斯一世极端男性王权的焦虑；另一方面，他对女性制图再生的图景描绘并没有采取绝对的封锁结构，而是使王权与男权的影响再次介入，从而使女性制图的未来继续在男性与女性的斗争中敞开。他将希望寄予潘狄塔与弗罗里泽这样的年轻一代，希望通过爱情与婚姻实现性别政治矛盾的化解，这显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莎士比亚对詹姆斯一世王权的焦虑与担忧集中体现在对“暴君”的刻画。里昂提斯的极端猜忌引发的一系列悲剧以及波利克希尼斯对年轻一代美好爱情的干涉，都影射了詹姆斯一世极端的男性空间意识与对女性制图的排斥。剧中西西里小王子迈勒密斯的去世、大臣卡密罗的叛逃、安提哥纳斯在波西米亚的沿岸荒乡丧生、波西米亚王子弗罗里泽的逃离，这些男性在象征詹姆斯一世的两大地理区域间的死亡与流窜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极端男权与王权的动荡与危害，即不仅使女性制图走向隐蔽消解，同时也对男性空间内部造成损害，看似成功的男权复辟景象背后是重重隐患。
莎士比亚对女性制图再生图景描绘的开放性集中体现在戏剧结尾的画面中。在剧末，一切误会在宝丽娜的礼拜堂解除、众人欢聚。在一派祥和安乐的氛围中，里昂提斯将宝丽娜嫁与卡密罗，“我当初同意接受你指定的妻子，你也要接受我所指定的丈夫”，在这里，“里昂提斯拒绝宝丽娜新获得的独立，迫使她通过婚姻屈从于一个男人，从而使她既服从于国王又服从于丈夫”10。莎士比亚将夫权、王权、男权的影响再次引入女性空间，只是这次的重置寄寓了他积极的期待与美好的理想，他相信处于制图权力斗争的男性与女性会随着时间间隔在爱情与婚姻中得到和解，最终皆大欢喜。“在《冬天的故事》中，靠着时间具体表现在它的有节奏的发展过程之中，靠着人类成长、衰老、再生与大自然生命节奏的充分联系，它获得了一种深刻而丰富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暴风雨》中就没有了，因为它没有这种时间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