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影响了市场对技能和资格的需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推动下的中国增强了职业主义强调的经济效益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在1998年、2014年、2019年文件分别发布的政策公告中，经济发展都被视为职业教育的首要目标。1998年，教育部指出，社会和经济演变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先行之路于此被强调。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文件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职业教育的目标之一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2019年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也多次强调职业教育应该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至今，经济效益的达成这一目标在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中已经成为指导性原则之一且被当作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前进力量。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利益高度相关，是实现经济产业化、工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沟通社会各职业的重要支柱。
实践证明，经济本位课程原则必要且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本位课程指导下的职业教育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二，经济本位课程指导下的职业教育协调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调整教学方向和科研计划，通过技术的创新、交流、转化和贸易衍生社会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第三，经济本位课程指导下的职业教育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职业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职业教育通过对新工种、技术的教育和应用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2)职业教育节约企业培训成本, 进而提高企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3)职业教育以降低工作事故发生率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保障。第四，经济本位课程指导下的职业教育优化了中国产业结构，促使从业人员从农村到城镇转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工人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尽管经济本位课程给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其在中国的实践也暴露出了职业院校毕业生社会认可度较低，职业教育课程安排面临两难选择且不足以支撑毕业生实现好的就业等现实问题。首先，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低下问题。不得不承认，经济本位下的职业教育课程正面临着传统文化桎梏和新时代发展需求的二元对立，一些有关与职业教育的实证研究显现出社会对于职业教育评价的消极态势，职业院校的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压力。造成二元对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源自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儒家文化中，进行脑力劳动的人可以更好地领导体力劳动者的想法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基38，影响了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看法。儒文化渗透下的社会更重视学术知识的积累，尤其是与政府实践相关的学术知识。这反过来又导致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倾向于开设以学术理论为重点的课程。然而，新自由主义趋势下的职业教育更强调技能和熟练工人。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影响下，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更强调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然而，这样的对立是经济本位的职业教育难以同时顾及的，经济本位的主张决定了课程将更加偏向传授给毕业生特定而又具体的操作性能力，将精力集中于专业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上，鲜少考虑学生学习的知识适用性、学生的未来发展以及中国背景下学术知识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此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存在“散”“平”“虚”三大问题。课程“散”在学科和专业建设很“散”，“平”在职业教育标志性成果少,学科特色和专业特色少，“虚”在研究成果缺乏应用型转化，教育匮乏外部环境支撑。以上问题的出现很难离开职业课程和传统课程的关系辩论，如若无法厘清职业教育和传统课程的关系，经济本位下的知识体系将难以满足学生技能和就业需要。与普通教育的学术知识和抽象的具有理论性的知识系统不同，职业院校的学生还需要具体的以应用为目标的实用性知识，这也是职业教育议题中被广泛认知的知识“二元论”。对于职业学校来说，由系统的理论知识组成的“知识群”是必不可少且需要被渗透的，应用为目的的“能力群”的知识更应自成一组。然而现实是，实践中的生产活动需要的能力和知识是多样的，学生很难获得具有普适性和通用性的的“知识群”和“技能群”的组合。在这个观点中，福斯特（Foster）的《职业教育神话论》中也有证实，福斯特通过印度乃至非洲的部分职业学校的案例解析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实际上很难发挥在学校学到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