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美学中的“风骨”理论在一开始阶段，纯粹的美学属性还并不明显，由于受到古代中国文学体制的影响，它最早是混杂在描述含义广泛的“文章”的作法之中的。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所论的也是如此。梁代钟嵘《诗品》中讨论五言诗，以定品第的方法来品评诗人，其中的“骨气”、“风力”才是专说诗歌的。至唐代这种局面便得到了彻底改观。在唐代，许多论者将“风骨”论作为自己诗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此作为诗学批评的依据。但是由于初唐时期的诗坛深受齐梁诗歌风格的影响，初唐诗的直接传统仍然是以绮靡浮艳为风尚的宫体诗和以歌功颂德为主的应制诗。
唐初的诗歌中有大量的宫体诗和应制诗，这是由于隋朝诗歌传统的影响，其代表诗人是上官仪等文学侍臣。虽然宫体诗与应制诗在格律和技巧等方面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未能真正面对人生、世界和自然。由于宫体诗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唐初的士人学者开始进行反思和探索。随着初唐以来士人学者对六朝诗歌的不断反思，初唐诗坛开始出现了对“风骨”精神的向往与期待。在初唐时期，统治者积极组织官修史书，以巩固新政权，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以魏征为代表的初唐历史学家是第一批主张“风骨”的人，他们对六朝文风进行思考，建立起正确的文学观，为唐诗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们肯定了六朝诗歌所取得的成就，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但是同时又着重指出了文学的政治功能。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总结了汉魏至隋朝的文学，并全面阐释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首先，魏征阐述了文学的功能。他一方面强调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另一方面他也并没有忽视文学的表达作者自己观点的作用。他认为，文学除了政治和宗教的功能以外，还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实现的价值；其次，魏征还有着文学应该多元化的兼容并包的观点。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他比较了南北朝文学各自的特点，提出了南北文学应该进行融合的思想，“若能各去所短，舍其两长，则尽善尽美矣”；最后，魏征对于一些文学作品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他对自“汉魏以来，迄于晋宋”的文学都持肯定的评价，赞扬江淹、温子升等著名作家的成绩；对于“梁自大同以后”的文学，基本上持消极否定的态度，他尤其集中批评了宫体诗，认为它“雅道沦缺，渐乘典则，争驰新巧”。魏征对于宫体诗的反对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初唐宫廷中，宫体诗还有相当的影响。但是魏征认为一个新王朝，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如果朝野上下全都沉迷于声色，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因此他将宫体诗视为亡国之音，加以批判。由此可以看出，魏征的人文思想与当时倡导宫体诗的士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总的来说，魏征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构想，这些思想对于当时诗风的改变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六朝文学的影响依然巨大，当时的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以魏征为首的一批人既重视文学的政治和宗教功能，又重视文学的表现形式，他们文质并重，反对浮艳绮靡的主张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他们的主张对于盛唐诗歌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也正是在他们主张的指导下，唐代的大量文学作品以及作品中体现的诗学观念，都已经进入了美学的范畴，其中在诗歌领域，审美批评主要集中在“风骨”、“兴象”、“意境”上面，使之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批评，将其升华为风格批评。这种针对齐梁诗风进行的反思，至少在观念上，已为唐诗的变革改造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为后来“风骨”声律论的提出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