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提出了开创性的理论构想，这为纠正齐梁诗风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但是由于宫体诗的影响过于巨大，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真正为唐初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的是魏征之后的“初唐四杰”，他们发出了“风骨”的先声，作品也开始真实地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一般文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
“初唐四杰”大都出生在唐朝贞观年间，以文章齐名天下。他们才华横溢，渴望建功立业，但却仕途不顺，屡遭打击；然而身处逆境，却未尝意志消沉。生活经历的相似使得他们有着相似的感受，反映在诗歌中就是那种积极向上的思想，博取功名的壮志雄心和不甘人下的雄杰之气。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有一种非常清晰的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和健康的审美追求，改变了当时的写作风格。杨炯便从“风骨”的角度出发，在《王勃集序》中对许敬宗等人的作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揉之以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循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杨炯对于上官体是明确反对的，认为其“争构纤微，竟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这些宫体诗都没有表现出“风骨”的内涵。由此可见，他对纤弱雕琢、错金乱采的诗风，表现的是明确的不满。也可见此时的“风骨”，指的是一种充满激情刚健的诗歌风貌。
“初唐四杰” 在他们的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地把“风骨”付诸实践，展现了其与宫廷诗完全不一样的思想风貌。“初唐四杰”作诗，改变了上官体斟酌于字句，过于推敲和空洞无物的特点，并写出了作者的真实感受，在他们的诗歌中明显有一种不平之气。正如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所说“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这种壮思和气势，常常在他们的笔下迸发，尤其是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刚健雄气，又兼备风骨，诗歌写得跌宕畅快，才华毕现，显示了唐初诗风的转变。卢照邻的《行路难》融叙写、议论、抒情于一体，畅快灵动，淋漓尽致。这首诗以物起兴抒怀，感叹岁月易逝，了悟人生哲理，眼界开阔，形势宏大，不再是空自感叹，而变成了悲欢人生的哲理反思以及沧海桑田的历史长吟。更值得一提的是，题材也有所转变和扩大，不再像宫体诗那样局限于狭窄的宫廷，而是开始转向广大的市井民间。“初唐四杰”的创作开始促进了诗风诗体的转变，这是一种可贵的尝试。《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一股“风骨”之气。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诗，体现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境界宏大，对仗工整，语言清新脱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流露的真情让人动容，遂成为千古名句。由此可见，初唐四杰的作品是与宫廷诗歌存在着很大不同的，少了从前的软弱无力，多了一股荡气回肠的雄杰之气。
“初唐四杰”在理论上主张刚强劲健、风骨凛然的诗风，把唐初文学家重“气质”、尚“风力”的理想加以推广和传播，这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一种可贵的新体诗的尝试。他们作诗，或唱边塞建功的豪兴，或叹人生功名的虚无，并因这功名不就而更加致力于对这种失意之情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与魏晋诗人有着同样的情怀，大都才华横溢且生性敏感，哀乐过于常人。当自我期许得不到实现之时，会勃然迸发极度的愤懑，借着宇宙天地、山川草木将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发泄出来，因此诗歌十分的激昂遒劲，有了刚健骨气，也发出了陈子昂大力标举“风骨”的先声。